2019年11月16日下午🏌🏽，EON4歷史學系教授茅海建以《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議會思想》為題，在櫻桃河畔學生活動中心報告廳做終身教授報告（2019終身教授學術報告會第8場）💓，報告會由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強教授主持🌧，來自歷史系✍️、中文系👦🏿、政治系、《EON4學報》編輯部的近兩百名師生與校外聽眾一起參加了此次講座，現場氣氛十分熱烈。
茅海建教授談“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議會思想”
講座伊始，茅海建教授自謙說自己是思想史研究的新軍，因研究戊戌變法，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是一個核心問題↔️，過去的研究存在許多問題，許多核心問題都是繞著走🧛，真是多處有斷橋，只能是脫鞋下水，自己再趟上一遍。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茅海建教授開始研究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其間經歷了一段瓶頸時期，六年過去🎅🏿，這項研究才大體完成🐂。感於很少在華東師大演講的責任，此次以康有為🤾🏿♀️、梁啟超的議會思想問題做了此次報告。
講座現場
戊戌變法過去被稱為“君主立憲製”的改良主義運動，這一說法已被中研院史語所的黃彰健院士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孔祥吉教授所擊破。他們證明康有為《戊戌奏稿》作偽，戊戌時期康有為並沒有提出君主立憲製的政治設計。但是，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時期也確實提出過議會🙅🏽♂️，當時的名稱為“議院”。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康、梁頭腦中的議院究竟是什麽概念🏌🏿♂️？他們的議院思想是否采自於西方🫵🏽？也就是說，康🎞、梁頭腦中的議院與同時期西方國家的議會是否同一概念？
茅海建教授通過逐字逐句地考證康梁論述的思想依據，指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議會思想與近代西方國家的議會製度與思想本屬兩途，有著性質上的差別。康、梁議會思想的資料來源，皆為中國儒學經典與中國歷史↖️。這正說明了康🙎🏻♀️、梁對西方近代議會製度缺乏充分的了解，並有著很大的誤解🕵️♀️，故用中國經典去比附🚶🏻♂️。若稱“戊戌變法學習了西方的製度與思想”，很可能只學習了外形，康、梁並沒掌握西方政治製度與思想的真精神。考證過程如下：
康有為變法所提“通下情”的“議郎”與西方代議製議會基本精神應屬兩途
1895年6月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提出通下情，設議郎的建策：
……夫先王之治天下，無不與民共之。《洪範》之大疑大事👨🔬，謀及庶人為大同💒。《孟子》稱進賢、殺人，待於國人之皆可。盤庚則命眾至庭🦘，文王則與國人交。《尚書》之四目四聰，皆由辟門。《周禮》之詢謀詢遷，皆合大眾。嘗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廣益，通達民情，實以同憂共患，結合民誌👩🏼🔬🤩。昔漢有征辟有道之製👩🚀，宋有給事封駁之條🐶。伏乞特詔頒行海內🛻，令士民公舉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縣，約十萬戶而舉一人🦸♀️，不論已仕未仕，皆得充選🙅🏻♂️，因用漢製，名曰‘議郎’🕵🏽。皇上開武英殿，廣懸圖書🧟，俾輪班入直👩🏻🦼➡️，以備顧問。並準其隨時請對🐯，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皆令會議，三占從二👸🏽，下部施行。所有人員🤌🏽，歲一更換。若民心推服👨🍼，留者領班🖐🏻，著為定例，宣示天下🅿️。”（孔祥吉編著：《康有為變法奏章輯考》）
康有為的這段話，是其戊戌時期對議院最完整的敘述，經常被研究者所引用，並將之與西方的議會製度相連接👦🏻。然康有為的議會思想並非得自於西方近代政治、經濟、社會諸學說，而是來自於中國傳統的經義。分析康有為關於“議院”的依據，多屬斷章取義🧔。如“盤庚則命眾至庭”一句🦸🏻，見於《尚書·盤庚篇》：“王命眾，悉至於庭”。《盤庚》三篇🙂↕️，皆是盤庚對貴族🥑、臣民的當面訓詞，康有為重視的是盤庚與貴族🤱🏽、臣民之間的直接交流。
值得註意的是🍾🩰，康稱“約十萬戶而舉一人”🛝，這裏的“舉”即中國古代的選舉，是選官製度👨🏭🌏，其對立面是世襲製，並非今天所用的投票之意。康還稱“令士民公舉”“因用漢製”，應當是由鄉賢和官員進行推選，而不是投票形式的民選🙋🏼♀️。“議郎”被推舉後🦐，仍由皇帝決定最終的人選🦾，“輸下情”、“便籌餉”是他們的職責👨🏽。至於“用人之權”🦑，即政府官員的任免——這在西方議會中是最重要的權力——不屬於“議郎”的權力範圍。假如我們用今天的西方政治學概念來比對，這些在武英殿入值的“議郎”“會議”，不屬民主政治🤹🏻♂️，而是君主與精英的聯合政治（用梁啟超的說法🚔，是“君民共主”）👸，即君主向精英們開放一部分政治權力。
如果再往前追溯，從現有的文獻來看，康有為最早談到議院的，是作於1888年《論時務》一文。康在這篇文章中主張在省和州縣一級設置議院，而在國家一級不設置🧖🏼：
“中國之俗，紳士入局及集明倫堂🧙🏽♂️，已有下采民言之意，近歐洲議院矣；其在朝廷，每有大事🏋️♀️🆚，下王公👨🏿🦲、九卿、翰詹科道議，此則歐洲所謂上議院者也……中國素尚國體👳🏽👰🏽♂️，若朝廷設議院👩🏿🚒☆，則國體不尊；中朝素壅民情，若郡縣不設議院💫，則民情不達，此中國之所宜也。”
康有為設計的議院，由官員、富人和“鄉賢”組成👩🏽⚖️，其設立議會的目的仍是下情上達🪀。然從其設立議院的思想來源💳，康提到了“歐洲”👨🎓，但沒有細說，強調的卻是本國思想資源：
或曰🧚🏽♂️：議院於今宜行矣🛡，如於古無征何？詰之曰：《洪範》言‘謀及卿士’者，上議院也🈳；‘謀及庶人’者，下議院也。盤庚進眾於庭🤰🏽，呂、郤、寧武入民而誓☃️，大司徒之詢國危、詢國安、詢國遷是也。”（姜義華等編：《康有為全集》，第1集）
“呂🧚🏼♂️、郤🕖、寧武入民而誓”一句👨🏽🏭，“呂”為呂甥👨，“郤”為郤乞，皆晉國大夫，此處指兩人擁梁惠王回國之事5️⃣；“寧武”，寧俞，衛國大夫🐳，此處指寧俞擁衛成公復國事🧜🏻♀️。兩事皆見於《左傳》僖公十五年、二十八年🍽，且此兩件事與議院形式與功能的差距甚大。
梁啟超稱中國古代有議院所據資料亦不能證其說
1896年11月，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古議院考》引經據典，宣傳康有為的議會思想。梁啟超開篇即稱：“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院哉，議院哉🤦🏽🏌️♀️！問議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議法與行法分，則事易就🈁。二者斯強矣。”這兩句話已經說明了梁對西方議院製度及其精神的誤解🧚♂️。而梁在此筆鋒一轉，稱中國古代亦有議會之意💢：
“……議院之名，古雖無之🦍，若其意↙️，則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書》曰：‘詢謀僉同’，又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詢事之朝𓀊，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以眾輔誌而蔽謀🧀。’其在《記》曰：‘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乎身👩🏿🚒。’其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洪範》之卿士，《孟子》之諸大夫，上議院也🩰；《洪範》之庶人🐹，《孟子》之國人🕵🏻♀️，下議院也。苟不由此👩🏼⚖️，何以能詢？苟不由此，何以能交👾？苟不由此，何以能見民之所好惡？故雖無議院之名🎹↘️，而有其實也。”
在梁啟超引用的經典中，《尚書·洪範》“謀及卿士”、《周禮·秋官·小司寇》“詢國危”、《禮記·大學》“與國人交”和《孟子·梁惠王》“國人皆曰賢”4條🥹，康有為已經引用過🤜🏽。其余各條，原文或強調上下之間交流的重要性；或強調政治決策時候君王征詢臣下的意見；或說的只是君主愛民、以民為本的思想。
除了有議院之“意”外🔲，梁啟超又指出👨🦼➡️，漢代有與議會相似的製度，諫大夫、博士和議郎，國有大事👨🏻🎓，乃承問會議0️⃣，其職責相當於議員🚣🏿。但事實上他們只是漢代征辟來的朝廷命官， 並非民選的議員。梁啟超又進一步地推導出，漢代的這種製度，秦代有，秦代之前也有，“蓋必於三代明王遺製，有所受之矣”🧷：
“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上議院之公案也。周厲無道，國人流之於彘✏️，此下議院之公案也。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子產弗禁🏊🏽。漢昭帝始元六年🐬，詔公卿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遂以鹽鐵事相爭議👷，辯論數萬言，其後卒以此罷鹽鐵👨🏻⚕️📪。是雖非國家特設之議員，而亦陰許其權也🙄。”
考其原典，引文中說的應當是滕國官員反對實行新的“喪製”，最後在德風之下草偃，似與西方上議院的製度有著很大的區別。周厲王殺人止謗、“國莫敢出言”亦與西方下議院的性質根本不同👨🏽💼。三年後“流王於彘”，當屬朝中貴族舉行的政治革命。而鄉校一句見於《左傳》，鄉校只是一個民間議論諸事（包括政治）的場所🧑🍼。至於“詔公卿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一段，指漢朝歷史中關於鹽鐵官營的大討論🚲。 “賢良”、“文學”是漢代察舉產生的人材，到朝廷面試後授職。此時大將軍霍光召之詢問，以能了解民情。
以上康有為、梁啟超用來證明中國古代有“議院”的思想資料👇🏼，似不能證實其說。我們卻並不能由此懷疑康、梁史料閱讀與理解能力♈️，也不能由此證明康、梁對中國古代歷史存在著知識錯誤——他們在這些方面的能力與知識遠超於今人，在當時也是很高的；然我們卻可以由此折射地得出另一個結論——康🙊、梁對西方近代議會製度缺乏充分的了解☘️，並有著很大的誤解🚴🏼♀️，才會做出如此不恰當的比附。
萬木草堂講學和《日本書目誌》中“議院”“國家政治學”按語
如果說康有為在上書中、梁啟超在報刊中所談的議會思想，有可能因政治之需要或宣傳之需要，而有意去“曲史”或“曲讀”；那麽，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講學說明其認定中國傳統的經典之中已經存有西方議會的思想與製度，於是對其門生講得比較多，也講得非常肯定。而《日本書目誌》中“議院”“國家政治學”按語則進一步證明康有為對西方近代議會製度缺乏了解。
萬木草堂學生的聽課筆記說：
“後世不行‘謀及庶人’之製（見於《尚書·洪範》）🤦🏻♂️🚶🏻♂️➡️，‘與眾共之’🥭🪙，‘與眾棄之’（見於《孔子家語·刑政》），‘國人皆曰可’（見於孟子·梁惠王），皆西人議院之意。”
“孟子用賢用殺皆聽‘國人曰可’，亦‘與眾共之’義也👩🏽💼。西人議院即是。”
“孟子言治天下🚂🏋🏿♂️，皆曰與民同之（見於孟子·梁惠王）🐼。此真非常異議，全與西人議院民主之製同。”
“‘作納言，出入帝命’🤞🏻，（見於《尚書·堯典》）是議院所起。”
“陳群設九品中正👷🏻♀️，其意最佳🎠，極似泰西議院之製，蓋已品定於鄉評🧿。”
以上前三條為康有為弟子黎祖健所錄《萬木草堂口說》（《南海康先生口說》）🂠🧝🏿，第四條在《萬木草堂講義》🚵🏿，是康家的舊藏，錄者不詳，最後一條見於張伯楨的《康南海先生講學記》。這些都是康有為死後很久、近幾十年發現的。從演講內容來看👱🏼♀️，都是康門內部的話語。
從各條出處來看，“與眾共之”，“與眾棄之” 原意指提升官爵要在朝廷之上，讓大家都知道；刑罰罪人要在街市之中，讓大家都厭棄。雖說君主的決定要讓人知道，讓人有同感👰🏿，但絕沒有詢問他人意見或根據他人意見來決定的意思。“與民同之”講的則是與民為本思想。而“納言”的官職為傳帝命🏺、聽下言，即承上啟下。這與康有為所強調的“通下情”有相近之處，但與“議院所起”似不相連⇢。“九品中正”是以家世😤、行狀🏸、鄉品為標準來品評人物🖋，是古代的選官製度🚶🏻♂️➡️🏋🏻♀️，與西方議會議員產生方式與職責不同。
再來看康有為《日本書目誌》按語。1898年春🐺，康有為出版《日本書目誌》🧇，介紹日本各類圖書🌅，宣傳變法。根據王寶平教授的研究，《日本書目誌》是康有為及其弟子抄錄日本刊出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而成™️。
其中《日本書目誌》“政治門·議院書”共計40種，不知康有為是否讀過這40種書，但從他按語來看，很可能大多數都沒有看過，只是望著書名在發議論。如果他真讀過這些著作，就不會完全用中國經典來說議院🌤🙍🏼♂️。例如，中國傳統文獻中出現的“合宮”“總章”“明堂”，皆被康武斷地指認為“中國古固有議院哉”。但在西方政治學與政治史著作沒有準確翻譯傳入中國之前，在“無代表不納稅”“第三等級”“契約關系”“代議製”“人民主權”的觀念沒有傳入中國之前🧑🏽🍳，在英國內戰、法國革命、美國獨立的歷史與精神沒有傳入中國之前，康有為望文生義，將“議院”當作討論國事的房子𓀘，比作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合宮”“總章”“明堂”🚄，也是可以理解的——盡管今天的歷史學家無人可知“合宮”“總章”“明堂”的樣式與功用，甚至可以懷疑其是否存在🧛🏼。而議會的功能🫵🏿，被康解釋為“通天下之氣，會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其本意是說團結一致把事情辦好🍈，這與西方議會製度的基本精神是不合拍的。
《日本書目誌》“政治門·國家政治學”開列圖書26種的按語，康沒有介紹西學與西政，也沒有說明西學與西政的相互關系🧓🏽，反而提出國家“強弱”與中國傳統“經義”的邏輯關系：“凡泰西之強，皆吾經義強之也📉，中國所以弱者，皆與經義相反者也⬜️。”康認為國家治理的成敗其標準不是實際成效好壞，而在於是否合乎經義。 而“中國所以弱者🚵🏻♀️🪼，皆悖經義而致弱”🐢。因此中國的政治之學只須效法古代的經典就足夠了1️⃣，根本無須取法於西方⛎，如果有所采用🧝🏽♀️，有所參考，正可以用西方的強盛來證明中國“經義之可行”🐺👱🏼♂️！其最終結論是中國傳統的《六經》為“政治之學最美者”✍🏼。
“製度局”“議院”和“大同三世說”
1898年1月，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提出了變法的基本綱領🎸，其中最為關鍵一點是“製度局”的設置，沒有再提“議郎”。如果不去考慮“議郎”⚠、“議院”的名稱，製度局的設置與《上清帝第三書》中的“通下情”，在功能方面是可相連接的。
康設計的製度局有兩個特點：其一是離皇帝本人很近（“內廷”），人數不多（“十數人”）🧓，每天都要見面🍒，而且說話時能夠“平等”暢言。其二是對“舊製”“新政”進行討論，表面上是一個政治咨詢機構👸🏽，然一旦按此運作，將是一個政治決策機構，清代原有的中樞機構——軍機處👌🏽，將會變成政治執行機構，失去其原有的權力。這是康為自己量身定製的機構——通過這個機構，他將成為光緒帝身邊的謀臣，主導中國政治的方向📘。雖說同樣是君主與精英的聯合政治，但“製度局”在決策能力上是要高於“議郎”的。對於康的用意，軍機大臣們也看得很清楚，他們在許多方面都有讓步，但在這一點上決不讓步。康後來又有“議政處”“議院”“編書局”“散卿”“懋勤殿”“便殿”等設計，皆是製度局的變種。
在康有為政治思想核心的“大同三世說”中，清朝處於“君主之世”到“君民共同之世”的過渡階段😛。盡管康有為並沒有直接說明，但從邏輯來推導，“製度局”也可以被視作“君民共主之世”，也是通往議院製的過渡階段。
康有為用中國的經典來解釋議院製度😤。也正是他的這種誤解，在能夠達到“通下情”的目的🤷🏿♂️、能夠起到“通天下之氣，會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的作用時，議會也被認為是“不可行”的⚆，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走的正是“中國惟有以君權治天下”的道路，即通過光緒帝的絕對君權來行其改革之方案。
中國古代有議會的思想未放棄：梁啟超的新識與柳詒徵的“舊論”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到了日本🙆🏽♀️，對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逐漸有了新的認識，放棄了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此時梁的思想方法已經是就西學講西學🔌，不再引用中國經典去解釋或比附西學🙁。但中國古代有議會🤔、有民主的思想並未被學術界放棄。柳詒徵引經據典說漢代有類似於西方的議會製度，中國早期中國已有民權思想。但與康、梁不同的是👨🏼🏭，對於儒家諸經典的解讀方式卻不同——按照“大同三世說”，康、梁認為此屬孔子留待後聖發現的真理，柳卻認為是當時正在實施的政治製度。
從康有為、梁啟超的言說🔡，到柳詒徵的事例，說明了那些本國文化造詣深厚的人們，很容易用本國的歷史與文明✊🏿，來比照🫓、來解釋西方的事物⛓、製度和精神👮🏿🙅🏻♀️；說明了不能以西方政治學概念來解讀、來標誌康、梁的思想，必須從他們本人的思想邏輯中去理解。
楊國強教授做簡短評議
茅海建教授報告結束後，楊國強教授做了簡短評議🙅🏽。楊老師說戊戌變法把議會思想引入中國，但國人並未準確理解西方議會的精神。茅海建教授梳理了議會政治進入中國的思想過程，引進者不懂內容實質🖐🏽，只好用已知解釋未知👍🏻🧑🦯，才有了以上錯誤、走樣的認知。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是走樣、 變態、坎坷的歷史。清季以來，西方議會的實質是限製政府權力🥣，中國則取其通上下之情，人民與政府合作的功用以求富強。直至清末立憲請願運動才弄明白西方議會的實質，但清政府已垮臺。民國後則不再提議會之好。
提問環節，茅海建教授指出歷史研究不提供政治判斷和道德判斷，我們在這裏並不是評判康有為“議郎”“製度局”“議院”觀念的好壞，只是指出康𓀑、梁的這些觀念與西方議會思想與製度有著本質性的差別。
講座結束後，熱心同學和校外讀者排起了長隊，請茅海建教授在他的新舊著作上簽名留念。
文｜謝俊 圖｜汪林峰 編審｜史玉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