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8日星期三18:30-20:3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院明史研究所曹江紅教授為歷史學系師生帶來一場題為《鄭和下西洋與明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講座，是2020年第20場百場校級學術講座。本次講座采用騰訊會議形式，由黃阿明副教授主持，與談人有歷史學系孫競昊教授、包詩卿副教授𓀇、董佳貝副教授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熊遠報教授等。
曹教授首先講述了明初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基礎與現實條件。她認為唐宋以來的海外貿易傳統，特別是宋元時期航海技術的大發展，為明初鄭和下西洋奠定了歷史基礎。明朝國家統一，政權穩定，國家致力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鼓勵墾荒，實行優惠的社會經濟與賦稅政策👌🏼，生產力發展，人口增加👩🏼🦱，特別是匠戶管控政策的放松🛷，對明代手工業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明朝在明州、泉州等地設置造船廠，此外國家還實行1/30的商稅低稅率政策🧅，這些都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現實的物質和政策條件。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重大事件，是從20世紀初自梁啟超🗝、鄭鶴聲等一批前輩學者開始受到廣泛關註和研究，盡管是一個老話題，但是在不同時期，隨著思想和觀察視角的變化⇢🐆，又使之成為常談常新的話題。若以全球史的眼光觀察這一歷史事件，還可獲得一些與以往不同的認識💛。
其後🤟，曹教授進一步闡述了永樂皇帝為何選拔鄭和作為下西洋船隊的統帥。這與鄭和出身於伊斯蘭世家，有過朝見麥加的經歷，熟悉伊斯蘭世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又在靖難之役過程中展現出傑出的軍事才能🗜，以及在永樂即位後特定的政治環境形勢🍄🟫，多種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密不可分，因此使得鄭和成為下西洋隊伍統帥的最佳人選。曹教授還特別指出🧑🏿🏫，鄭和盡管出身於伊斯蘭家庭，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卻是多元的，他信仰伊斯蘭教，同時兼信仰中國傳統的佛教和道教。
在此基礎上，曹教授從全球史的視域，重點講述了鄭和下西洋船隊的船只規模、大小、數量🦛、明代的造船技術和能力以及七次下西洋的航程路線，指出明代中國在海洋開拓方面在當時走在世界前列，居於世界先進水平。曹教授辨析了鄭和下西洋時代的“西洋”概念，指出西洋即印度洋，為狹義的“西洋”💭；位於印度西海岸的古裏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必至之地，鄭和在此代表明朝皇帝冊封當地、立碑，並以古裏作為中轉站通過五條航線通往西洋各國。學者們一般以文萊作為東西洋的分界線，以東其實為東南亞地區🏇🏿，以西為狹義的西洋地區🫲🏼。在明人費信📍、黃省曾等人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變化🏖，他們從將嚴格意義上的狹義的“西洋”到將屬於明朝朝貢體系的東南亞諸國最後都納入“西洋”的範疇🧑🏿🍳，因此還存在一個廣義的“西洋”概念。盡管鄭和下西洋的航線並非新辟，雖皆因襲宋元以來已有航線，但是鄭和下西洋的航程路線和目的地都是通向西域，這清晰反映出明代人從海上通西域的對外交流意識非常明確🤷🏻。鄭和下西洋沿途所經諸國和到達目的地，以中國的瓷器尤其是明代前期生產的青花瓷、白瓷和絲綢等與當地進行物品特別是西洋各國所產各種香料進行貿易交換💂🏿♂️。鄭和下西洋，將明代中國的瓷器製造技術傳往占城😉、暹羅等國，再由這些國家傳往其他東南亞國家🤽🏽♀️，而運回的香料，不僅成為上層社會的奢侈品，而是從明代前期以來逐漸進入民間人家，成為不可或缺的食料用品。毋庸置疑9️⃣，世界歷史上是曾經有過一個“海上之路”、“瓷器之路”或“絲瓷之路”。
縱觀世界範圍裏的海洋發展歷史，其實存在兩條海洋拓展路徑🛤。一條是中世紀歐洲國家的武力擴張路徑模式，一條是明朝中國的和平友好交往模式🙅🏿。中西方世界分別選擇了兩條不同的模式，中國則是選擇了和平交往的方式。鄭和下西洋⚗️，在一段時期內出現海上通路的順暢狀況👩🦳，這一有利環境促進了中西方的政治交往、社會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鄭和下西洋為人類歷史提供了一個大國與小國之間交往合作共贏的經典案例。
曹教授的講座結束後🫷，EON4歷史學系孫競昊教授對曹教授的講座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曹教授將鄭和下西洋這一話題放在了一個全球史、世界史的範圍予以審視，視野開闊，思路清楚🪡，在既有的認識上提出了不少新的觀點🧗🏿♂️💆🏿♂️，並指出鄭和下西洋的貿易與後來西方世界的自由貿易還是有所根本不同的🎥。此外，孫教授還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即鄭和下西洋過程中的語言交流問題🌾。早稻田大學的熊遠報教授提出了一個在鄭和下西洋以及15世紀以後的明清中國時期當時海上世界是否存在一個“秩序”的問題💣，進而引起聽講師生廣泛的討論。
供稿｜歷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