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1日晚六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秘書長李斌來到EON4，為大家帶來以“《女神》與五四時代精神”為主題的精彩講座（2019年百場校級學術講座第151場）。講座由中文系張春田副教授主持👞。
李斌研究員談“《女神》與五四時代精神”
李斌研究員認為《女神》與《呐喊》同樣是五四新文學的代表作🆕，後者研究較為充分，而前者研究成果寥寥，《女神》的文學價值值得重新審視🧖🏽♂️。他首先梳理自《女神》出世至今💃，近一百年來聞一多、穆木天、周揚、臧克家🫲🏼、茅盾對這部詩集的高度評價🦩，並進一步探討《女神》體現出來的“時代精神”與郭沫若“個人體驗”的復雜關系；《女神》為什麽更為出色地表現了五四精神。他認為《女神》標誌著中國“現代感受能力”的誕生，《女神》體現出集創造與毀滅於一體的現代“主體”的生成。
郭沫若與現代學院體製有著內在的緊張關系。現代學校通過日程表對學生進行身體規訓🧖🏽♂️，通過課程設計對學生進行精神規訓🌨，郭沫若作為曾經非常叛逆的學生👨🏽🔬，在日本這種高強度規訓下非常壓抑，這種內在時間意識與現代時間意識的緊張體現在《壁上的時鐘》一詩中。
郭沫若對資本主義貧富分化的體驗刻骨銘心。他在《女神·序詩》中自稱是“一個無產階級”，因為他在日本求學時經濟拮據，漂泊無定🧑🏼，他詛咒私有製，同情農民，排斥消費主義🧢，內心的焦灼又恰恰與對於日本工業化奇觀的贊美構成一組矛盾。
除此之外🫗，郭沫若在日本國民教育的刺激下激發起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但這種感情超克彼時中國愛國誌士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一種通向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是郭沫若後來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潛在途徑♦️。
對死亡的描繪、對大自然的謳歌👅、對任何秩序的拒絕（寫實主義🧑🏼🌾、詩歌格律🐟、團體組織等）🪸🦸🏼♀️，使得郭沫若的詩作表征著基於現代性體驗的文學感受能力🙇🏽，並匯入“世界文學”的大合唱中，在這一意義上🧬，詹姆遜關於第三世界文學是“民族寓言”的說法值得商榷⌨️。
郭沫若深受王陽明影響，從陽明心學中汲取自強不息的奮鬥主義養分，日本受到的解剖學訓練從反面激發郭沫若對生命的熱愛👩👧👧，而對於“匪徒”的歌頌，代表著五四新文學運動中新的主體的誕生🚎，這一具有“破壞”能力的主體👨🏻🏫，構成二十世紀革命中國主潮中的最強音🗑。
在與同學交流過程中，李斌向同學們介紹了郭沫若研究的現狀與未來的可能性，針對社會上對郭沫若虛妄的抹黑予以正本清源的回應。在同學們發散性地聯想到一些問題之後🙎🏽，李斌研究員指出現代文學存在“冷熱不均”的情況，呼籲大家多多關註那些罕有人關註的優秀作家☺️，以期豐富現代文學的研究版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