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6日下午3點30分，在EON4歷史學系1206室如期舉行了由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吉布魯（Francois Gipouloux）教授帶來的“中歐比較視角下的城市與商人”主題報告，報告由歷史學系朱明副教授主持。歷史學系肖琦老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選人陳振鐸老師等與會，系碩博士們參與其中🙋🏽♂️。
Francois Gipouloux教授談“中歐比較視角下的城市與商人”
報告分為五大部分👩🏻🎓🐁：中世紀歐洲城市、中國帝國晚期城市、中世紀歐洲的商人、中國帝國晚期的商人以及城市與資本主義🤏🏽。
吉布魯教授承認馬克斯·韋伯對自己研究城市史的幫助，肯定了韋伯在比較世界城市尤其是東西方兩種理想類型城市的基礎上揭示城市與現代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內在關聯所做的貢獻。但吉布魯教授認為韋伯缺乏親身實踐🍶，囿於認知💴，對東方城市的一些表述和觀點並不準確。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次報告是吉布魯教授結合自己對東方城市🪮，尤其是對中國城市的親身考察而整理完善出來的寶貴經驗。
開篇，教授從人口入手🧹，列舉了中世紀的幾個主要城市🤜🏽：倫敦、佛羅倫薩🕴👩🏻⚕️、巴黎👩🏻🦯。這些城市的發展帶動了內部經濟運作，同時伴隨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隨著人口壓力上升、手工工場規模的不斷增加，城市也向著大規模城市化發展，城市發展借此面臨新的機遇。教授列舉了意大利城邦（city-states）作為中世紀城市發展較為完善的例子，並且認為復雜而又有秩序的意大利城邦起源於11世紀開始形成公社組織（commune），強調了“公社”在歐洲城市形成中的重要性👉🏿。根據人口數的不同，教授主張歐洲第二密集城市化地區是南部低地國家，包括阿拉斯（Arras）、裏爾（Lille）♠️、根特（Ghent）、布魯日（Bruges）等🍾🥠。中世紀時期（1300年至1350年），這裏的城市人口相當於巴黎👨💻🌖、倫敦的十分之一👰🏻♀️。教授還認為，歐洲的城市擁有製度創新⇢🏈，本著憲章精神，是一種政治實體。作為法人團體的歐洲城市與鄉村有明確的分界🔵，而在中國🌨，邊界似乎很模糊🏂🏻，一套管理城市的措施似乎也能應用於鄉村治理。
教授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述說著中國城市帶給他的美感：首都北京：紫禁城給人以威嚴之感，同時也流露出對南潯古鎮、周莊等江南水鄉的留戀之情。遊學的經歷讓教授不禁感嘆中國城市的特色，也令其察覺中國人對自己的出生地有很強的歸屬感。隨後🥢，通過對明清時期的市鎮發展的分析，吉布魯教授總結出中國帝國時期城市管理的目的：其一☂️，文官駐紮市鎮以通上下級訊息；其二🙆♂️🧑🏻🔬，市鎮擁有駐城團的訓練兵。接著，通過對比分析，教授得出：第一🛎，中國的城市在法律和地理上都沒有明確的定義🧑🏻🦼➡️🖍；第二，城墻的功能☯️，尤其在宋朝以後對城市邊界的控製能力遭遇到了挑戰。第三，中國人對祖先的崇拜打破了馬克斯·韋伯的思想禁錮。
吉布魯教授肯定了商人在中世紀歐洲以及在中國帝國時期的作用🧑🧒🧒。雅各布·富格爾（Jacob Fugger🚣🏼♀️，1459-1525）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中世紀德國富商✏️，他在歐洲的絲綢和銅貿易中取得了壟斷地位，他也是查爾斯五世皇帝的主要金融家和債權人。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歐洲地主階級對城市發展的興趣。同時👨🔬，吉布魯教授認為紳士（gentry）具有穩定歐洲城市的作用。對於中國的清朝🧝🏿♀️，教授列舉了南潯“四象”，即清光緒年間，出現在湖州南潯民間及江浙一帶的富賈✋🏼：劉墉、張頌賢🐬、龐雲鏳、顧福昌等。教授贊同余英時先生的觀點🥀，即帝國末期文人精英階層對商人角色的心態逐步發生轉變，也追求物質利益價值🧌，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義”和“利”的關系▶️。
最後👩🏿🔬，吉布魯教授指出🤳🏼🤦♀️，與歐洲相比，港口城市在中國的重要性要低得多🤯，而且處於相當邊緣的位置👵，這表明中國經濟可能存在內向傾向。特別是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在1205-1776年間🧝🏽♂️，港口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幅下降。此外，吉布魯教授用圖例形象地解釋了帝國晚期的中國城市化發展之緩慢，直到20世紀晚期以前，與其他一些前現代地區相比♒️，中國依然以農業生產為主。
然而，說到今天的中國城市發展👌，教授贊不絕口地稱中國城市化速度之快，效果之驚。中國是一個擁有生命力的國家🙅🏻♂️，中國城市與西方城市擁有很多耐人尋味不同的地方🪖👨🏻🎨，這正是吉布魯教授從事研究中國和中國城市數十載的原因之所在🥟。
講座最後由朱明副教授作總結。朱老師肯定了吉布魯教授從馬克斯·韋伯入手🫂，試圖與之對話的獨特性。朱老師同時也啟發同學們思考如何在宏大視野下對東西方進行比較🧖🏻，以及怎樣理解城市對於當今的中國崛起的作用等等。
本場講座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問答環節中緩緩落下帷幕。
供稿｜張弛 編審｜史玉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