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下午，歷史學系周健副教授受邀組織並參加北京大學文研院的“文研讀書”系列活動。課題負責人周健在本次沙龍中對前一項研究的成果《維正之供：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進行了介紹與反思，並對目前進行的課題做了展望。參加本次沙龍的學者有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誌偉，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孫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田耕🛂，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趙思淵👓，這些學者具有不同的學科背景，是相關課題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他們的評述對於本課題的展開具有相當的啟發性👱🏽♂️。
本次研讀會圍繞周健老師新出版的專著《維正之供🤰🏼：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1730-1911）》展開。研討會伊始，周健老師回顧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並分享了近年來的新思考。首先，政經製度研究如何表達與呈現？在既有研究中➾🧝🏼♀️，明清史與近代史的關註點與基本問題是不同的🐕🦺。明清史比較關註賦役製度，但相關討論大體到攤丁入地、耗羨歸公為止，而近代史則很少關註田賦這樣的傳統財源🚴🏻，因這並非該時段經濟史研究的主題。由此📏，他選擇1730-1911年為研究時段，將明清🔰、近代兩個時段的討論連接起來👷🏻♂️，考察田賦問題。總的來說，本書多從事件及其背後的問題入手👩🏻，來進入具體的製度討論，並試圖在以政治事件、時代氛圍為線索的一般清史、近代史與問題指向性更強的經濟史、製度史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書中各章節大致以製度發展脈絡中的重要節點為主題➞，該時期以政治事件為標誌的重要時間點在本書的討論中依然重要，只是意義有所不同。
然後👨🎓，周健老師談了如何呈現製度的不同層次和構造的問題。他指出，不管是歷史學還是社會科學🩻，如何理解製度都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受王業鍵先生、巖井茂樹教授等相關研究啟發，本書采用“額定”、“額外”的概念來區分製度的不同部分🐶。其中，“額外”部分也被視為“弊政”👼🏽，不僅傳統文獻對此多有詬病🙆🏽，早期的史學討論也表現出較多的道德批判色彩。而周健老師認為，所謂的“弊政”實際上是製度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往往是常態性的👧🏼😩，應當去理解其背後的原理與機製，並將額定、額外這一結構及其相互關系定位到具體的變遷過程中。通過解讀州縣一級的田賦收支記錄，本書推進了田賦製度“額外”部分的研究。但近年來隨著工作的深入，他發現“額定”、“額外”或者“經製”、“經製外”的劃分方式依然略顯隔膜，有其不足。如果能夠從製度中人的行為出發，將製度運作中的關鍵環節落到實處🙌🏽，呈現各個層面的豐富細節，大概能跳出上述的概念，使用更有情境感的表達👨👧👧，對製度構造的復雜性給出更好的解釋。
本書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關於貢賦與市場，具體涉及的是漕務問題。漕糧是田賦中極重要的一部分，漕運具有較強的製度慣性❤️，其變革發生得較晚。周健老師發現，在清代中後期，相比地丁銀，有關漕務變革的討論更多地成為大歷史的主題🦴。因此，本書重點關註19世紀中後期以降🔐，漕糧的本色河運製度是怎樣被折征折解、采買海運所取代的🌛，而製度變革的背後則是貢賦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他提示大家註意，漕務變革既有太平天國戰爭背景下偶發🥴、被動的一面，也有相關群體維持變局、主動求變的一面。在漕運製度的內部，漕務的主持者開始更充分地利用市場🧑🏿🔧，從而精確地控製成本——這使得漕務運作從觀念到實踐層面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周健老師使用主導邏輯的轉變來描述這一現象，即漕務運作從以不計成本的貢賦邏輯為主導，逐漸轉變為以市場邏輯為主導。他也表示👶，這一表述可能還是過於簡單，應當尋求更有彈性的表達🗒，去呈現製度的關鍵細部與過程的復雜性。
在簡要介紹書中涉及的問題與研究思路之後🪨，周健老師接著談到，申斌🍑、趙思淵等同仁對本書的提醒與批評使他更清楚地認識到了本書的所短與所得🚱。其一😎，本書多處論及清代官場邏輯📊、官僚製度與財政運作的聯系💐🥪，但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的思考與提煉🌐。其二，關於近世國家財政與市場波動性的關系👨🏽。他援引申斌“18世紀中期以降田賦製度的核心問題，是外部環境劇變的情況下📊，一個以穩定為預期，而且形成強大製度慣性的財政體製如何調試”的說法🧏🏿♂️🍇，認為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受對外貿易與全球銀的供應影響的銀價/銀錢比價問題。他也指出，另一個更重要的背景是19世紀中期以降，隨著厘金🥷、洋關稅等新財源的出現，田賦在政府財政中意義顯著下降🤱。這一時代性的背景🌙，在本書的討論中仍顯不足。此外，申斌關於清代官員利用折價機製，“學習與波動性共舞”是很有意思的表達🧑🏻🦱，確實在19世紀40-50年代與20世紀初期這兩個時段，貨幣問題相當直接地影響到田賦與財政的運作。其三，本書討論官僚🦶🏿、政府較多🍽，相對忽略賦稅財政結構與社會相連接的一面😀。而要處理社會層面的問題，不僅需要轉變研究的視角，也需要運用不同類型的史料。其四，本書不以量化見長，這方面仍有較大的深入空間。他表示，本書的想法是在對製度有真理解的基礎上🏖，明晰數據的由來及其意義，再據此做出一些謹慎的定量分析🚣🏻♂️。較諸計量，本書對於數據背後的豐富內涵更有興趣🤫。
隨後🎰，何平老師結合本書內容🦻🏻，就明清財政問題的考察框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並對傳統財政特征👨🏻🍳、市場和國家的關系做了解讀。首先，他針對周健老師提到的概念表達問題，指出可從兩個方向入手：一是以全球範圍的財政理論或近代轉型的一般理論為鏡，對照明清情況；二是使用能夠概括明清特征的獨特概念🧝⏫，突出中國特色。接著，他提出可以以1840年為界，分兩個階段使用兩種框架來研究明清時期的財政問題。1840年以前，東西大分流業已定型🥌，西方走向資本主義，中國則保持傳統——此時的財政就是和帝製相對應的國家與社會、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因而可以在大分流的框架下加以考察；1840年以後是財政國家的定義時期，可以從財政國家建構的角度👊，將財政作為反映社會整體的一個部分來觀察其特征。
在確立了基本的考察框架之後🏐，何平老師從財政學角度解讀了中國傳統財政的特征🍴。在當代民主國家🤍，財政是一個預算鬥爭問題；而中國古代財政體製屬於劉誌偉老師所概括的“食貨經濟”或“貢賦體製”，以家國一體為基本前提⛹🏻，不存在集權和分權👇🏼，只有集權和分責👨✈️。明清是集權專製達到頂峰的時代，傳統財政特征表現得更為清晰。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地方要順利運行，必須具備一定的財力與財源。那麽，該時期的地方財政是如何運行的？在何平老師看來🔽💧，本書的要害就在於其對地方財政的重建，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對漕務改革和湖北地丁銀製度的解讀。通過對細微材料的深入分析🧑🏽🦱，本書揭示了一定時期各地田賦征價的定價機製：一是遵循“原額主義”原則；二是以具體需求與公務繁簡為標準；三是根據原稅額的情況使用相應的貨幣手段。此外🧛🏻，何平老師認為也可以按照現代財政學的邏輯考察清代傳統財政，如“最適負擔”這一現代概念就可以解釋湖北胡林翼改革中的某些個別現象。他進而提出，在財政問題上，貨幣在固有的職能以外🤽🏽，還成為了財富分配與宏觀調控的工具。
接著，何平老師進一步談到市場和國家的關系對解讀財政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現代意義上的市場一般出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以後，在此之前的“市場”服務於官僚政治🤾🏼♀️，只用來解決技術問題🧑🦯➡️；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依然遵循家國一體的原則👺。因此🌃，周健老師所提到的貢賦邏輯與市場邏輯其實分別對應中央朝廷和漕務的執行者兩個不同的主體。同理，貨幣職能也發生了“分裂”🤞🏽。白銀在官方眼中是價值尺度與儲存手段，用於加強對社會財富的攫取與占有，在民間則是貿易活動的交易媒介——這一對立與拉鋸導致流通貨幣不足與官方藏銀的現象出現。而在同時期的西方🤭，光榮革命與英格蘭銀行的建立使得財富的使用者與決定者合為一體🫃🏽，即議會製度與國家製度服務於市場主體🤽，這與明清分裂和對抗的情形大為不同。那麽👊🏿，在這樣一種市場和國家的關系下，如何把握貢賦邏輯與市場邏輯的限度？何平老師認為，在1911年皇帝製度滅亡以前，官方始終堅持不計成本的貢賦邏輯🦹♂️，直到1911年以後才逐漸突破。如果再進一步思考國家治理的問題🔊，可以認為，這一歷史時期的國家與百姓還是君主與臣民的關系，並沒有出現近代的建構。
接下來，孫明老師圍繞自己的專業領域與新近研究，分享了閱讀的感悟與思考。在他看來，財政製度史研究會觸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財政問題🦶🏿，即財政製度在一定政治、社會和製度生態裏運行的狀況🤏🏿，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等當下財政史及社會科學與歷史的跨領域研究中的主要關切集中在這個層面；二是王朝的整體政治和製度體系的狀態問題⛹🏿♀️。孫明老師著重就第二層次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他談到，製度是一個復雜的結合體，包含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設計與實踐👷🏻👨🏻🎓、製度與製度間秩序等多種關系、多種力量🫐，當多種關系和力量通過一定的渠道與機製纏繞在一起👊🏽，就會形成製度運行的問題。感性地說，製度與製度體系都是有生命的🫲。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每當進入中葉，都會出現“積敝”的問題👩🏼🔬：製度“叢脞”“疊床架屋”、體系失序💇🏽，製度運行中層層累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再也得不到有效的“新陳代謝”。這種現象🎽，孫明老師稱之為“中葉困境”。從乾隆後期開始，清朝就進入了這種政治和製度困境，“積敝”與“積習”並存，“法繁”導致“政慢”💘，漕弊🤸🏿♂️❄️、鹽弊等大政的流弊相互交織5️⃣👴🏼、難以破解。凡此種種👨🏼💼，因為問題的核心在於製度，進而嘉道年間的財政合理化改革達不到理想的效果。關於積弊的討論一直延續到清末，可以說晚清七十年都處於乾隆中晚期“中葉困境”的延長線上。《維正之供》的研究為理解這個製度積敝的困境提供了很好的深入的研究✫。
然後👨🏼🏭，孫明老師結合自己所做的四川地方行政研究，來接續何平老師談到的國家治理問題。他提到，除了政府間財政，鄉裏也有自己的財政體系🚑。晚清出現明顯的公產財政化趨勢，公產💂♀️🤔、“團底”等原本屬於鄉裏的公共經費越來越多地成為政府財政的補給，並逐漸形成一套類似於社會運行的機製——這在四川主要表現為“議糧”的機製模式在縣政中的延展🤑。一縣之中的田賦征收💇🏽，首先由紳糧代表本鄉場糧戶與官府協商👨🍼，然後出示開征；紳糧也可先行墊解，並製定籌還方法。之後，“議糧”機製由貢賦征納推及捐輸、治安等幾乎所有公事，從而發展出一套不限於財政的權力機製，成為日後縣政運行的雛形。最後，孫明老師總結道，這一發展邏輯如果置於更大的社會行政場域來看⚆，則又是一個貢賦和市場關系的問題🏄。
接著🤯，田耕老師也從跨學科的角度談了對本書的認識與體會。首先，他簡要追溯了財政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在中國，特別是大陸學界，歷史社會學無論是在可使用的材料還是共享的觀念🦧、視角方面🕊🐎，都與近代史聯系緊密。而歷史社會學對財政的重視🤚🏼，始於1918年熊彼特創立財政社會學的努力♤。基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背景🧦，熊彼特的財政社會學實際是社會全貌的呈現——財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結構性層面💁🏼♂️。在後熊彼特時代♈️，財政變遷被視為社會變遷的一個動力來源🙋🏿♀️，社會學家希望從財政變遷入手⛹🏽，研究一系列社會體製的形成⏭。但無論是哪種學科形態🚃，財政社會學都激發了社會學家大規模地使用比較研究。田耕老師進而談到📁，由於財政史料比起其他社會類型史料，可能見諸文字最早、保存時間最長、較易完成系統清理的材料。因此，社會學家不僅能夠使用史學家的成果，而且願意主動進入財政史料的清理工作——這就造成財政社會學在整個歷史性的社會科學中相對更發達的局面。因此，近代財政史研究在與社會科學的交流方面，實際存在許多可以拓展的空間。
此外，本書對原額主義的理解和運用給了田耕老師很大啟發。聯系現代社會學中“預算內外”的激勵機製🍟，他認識到清代的“額”與“包征包解”往往是一體兩面的。每個定額都需要一個相對應的征解形態，而“包”的形態恰好是對“額”的做法的響應🤌🏻；在以“額”為前提的情況下✍️，“包”實際上體現了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員的刺激。只有深刻理解了“額”對地方政府的約束，才能理解那種情況下“包征包解”對地方政府活力的刺激。事實上，這一機製不限於田賦製度🧙🏽♀️，在食鹽專賣等其他財政製度中都有體現🧛♀️。田耕老師評述道☝🏽，本書清晰地呈現了定額、包征包解、以非法形態存在的市場體系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與周期性變化規律，給人以強烈的啟迪🖖🏽。
最後🧬，他就財政史中省的位置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書中提到，在晚清財政體系中🧤，省一級別無力幹預中央財政，一方面無力掌握其下各級政府的預算外財政收支情況——這並不符合“外重內輕”或“省的自主權變大”的傳統認知。田耕老師對此深表贊同，進而提出這一情況可能是某種程度的常態。在傳統財政體製中👨🏽💻，省可能經常需要一面與戶部博弈，一面實時應對下級政府的財政隱瞞或預算外情況🖖👨🏻🦽➡️。因此，省在製度一級的行動邏輯需要從財政、法製、軍權等方面分別考察，而在財政的意義上探索省製的含義和興起是非常有意義的👍🏿。
趙思淵老師的研究時段與周健老師十分接近👨🏽，但角度有所不同🕦。他首先談到，如果不把“一條鞭法”僅視作萬歷九年發生的事件，而是一個從明代中後期到清代前期的漫長的賦役製度與結構的調整過程，那麽，“攤丁入地”之後才是一個真正的“後一條鞭法”時代。因此🥪，本書以1730年為寫作起點很有意義。然後🤘🏼🥸，他提出“後一條鞭法時代”的州縣一級賦役中有幾個問題值得註意。第一，1730年後出現了不同於此前的賦稅核算體系。在本書研究的時段中，為什麽相較於地丁銀，漕糧成為問題的焦點？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是，在新的賦稅核算體系下，地丁銀及其附加費結構相對簡單，可供州縣政府運作的空間很小；但“漕”的結構依然足夠復雜，便於地方運作。第二，1730年後👇，書差🧑🏼🦳、圖差等職業包攬群體呈現了不同於前代的面貌。從雍正到清末，他們所代表的權力和力量在州縣中始終相當牢固，“包征包解”正是以這樣一個群體穩定存在於地方為基礎的。第三，新的賦稅結構會催生不同的地方政治秩序。如士紳可能失去了明確的優免權利，其在地方社會的影響力也將發生變化；又如清末大量的局所👨🏼🏭、公所，在民國以後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財政機構😶。第四，金融因素開始在財政調節中變得非常重要🤹🏿♀️，因此關於銀錢比價的討論集中出現於清代🏊🏼♀️，在明代則很少。
趙思淵老師接著談到清代田賦製度的設計用意。他指出，在清代最初的政治邏輯與政治話語中，田賦收入就是用來“過日子”的，政府並不以應對經常性的巨大變動為前提來設計田賦製度的框架。在這一觀念指導下，清朝試圖以較小的成本建立賦稅結構☑️，因而才產生了“永不加賦”的祖訓。但在太平天國戰爭以後，田賦製度各項調整的背後是堅持“過日子”的初衷⤴️，還是為了應對新的政治需求👨👨👦？這實際上代表兩種不同的財政發展方向的可能性。另外，他建議將四川與東北的材料納入清代田賦與國家財政的研究💪🏻。
隨後，周健老師回應了趙思淵老師提出的問題。首先，他非常同意清代田賦是用來“過日子”的提法🍽，指出太平天國戰爭以前😅👫，財政收支長期處於相對平衡、略有結余的狀態🕺🧗♀️。但太平天國戰爭以降，政府對田賦收入的重視程度明顯下降。田賦正項歷經核減之後🙋，仍然持續地大幅短欠👨🏻🦱👇🏻，這是此前無法想象的。由於洋關稅🌝🏌🏻♂️、厘金等收入成為當時國家更可仰仗的穩定財源，田賦的重要性相對下降。此外，他也贊同田耕老師談到的省在清代財政體系中的位置問題🤤，指出此前對晚清督撫權重問題過於強調鹹同以降的斷裂性；既要註意到權力擴張的限度🐋，同時也不應忽視中央政府集中權力的努力👸🏿。
接下來，劉誌偉老師評述了本書的研究意義，並分享了自己的閱讀體會。他談到了相關研究中的瞻前顧後🫶，稱自己的研究時段主要集中在明代，但問題意識卻來自近代👨🏼🍼，即梁方仲先生將民國時期的田賦製度追溯到一條鞭法，稱其為現代田賦製度的開端🪭。以往對於清代田賦積弊的研究多落於道德層面的論述🧑🏽🦳💂🏻♀️，本書則真正填補了1730-1911年這一時段的空白🐣，幫助學人打通了從明清到民國的路徑。在該時期，中國財政經歷了從貢賦體製到現代財政體製的轉變。劉誌偉老師認為，帝製時期的“財政”並非現代意義上的“財政”，而是一種基於君臣關系的貢賦體製。從一條鞭法開始，隨著《賦役全書》與《萬歷會計錄》的出現，現代意義上的財政製度逐漸建立起來，並在清代中後期產生積弊🛃。本書的一大亮點，就是對這些額外的部分，做了製度化的研究💆♂️。積弊、陋規等非法或法外之物，同樣是製度化的結構〽️。恰恰是它們的存在，使得“維正之供”得以維持與實現🧙🏽。而其一再出現的根本原因，仍在於市場。在一條鞭法以前，市場是貢賦體製得以運轉的機製；但在一條鞭法之後👩🏽🌾，市場成為侵蝕與改變貢賦體製的力量。廣義地說，積弊、陋規代表的額外財政都可視作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劉誌偉老師強調，此類機製的生長應當放在15、16世紀以來的脈絡中🙎🏼♂️，更導向20世紀以降中國國家社會🏧💵、治理體製的轉變。這些轉變是基於一種內在的、自然的演進邏輯𓀉，可能普遍地發生於當時的各王朝國家🚯。而從財政製度入手👩🏼🎓🩶，有助於我們把握這一轉變的線索👨🦽➡️。一言以蔽之，本書的一大貢獻就是清楚地揭示出從貢賦體製轉變為現代財政體製的內在邏輯。
本次論壇最後👩🏿🔧，前來旁聽的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靜教授就當代財政製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非常關心歷史上的事物如何進入當代🧑🏼⚖️，以及同一事物在歷史與當代的特征存在哪些相似性與變化，並對財政、政府、市場三者之間的關系很感興趣。今年夏天，她在浙江杭州開展公共服務與合作金融領域的調研時發現👳🏿♂️，當下的金融環境完全沒有區域和功能的分工，因此所有下沉在中央政策下的銀行在反哺農業時形成了商業性的競爭🥦。並且📀，原本就面向農村的小型基層金融機構因成本、人手、數字化條件等均不如“大行”，成為競爭體系下的受害者，這對真正的合作金融反而是破壞性的🤞。這些現象表明，到今天為止，財政體系依然還在現代化的路上🧑🏼🤝🧑🏼。
供稿｜周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