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3日下午兩點➞，EON4舉行了“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教授學術報告會”暨“2022年第1場”講座。此次報告會的主講人是EON4歷史學系的許紀霖教授，其報告的題目是“‘我是大正之子’：日本戰後思想大家丸山真男述評”，EON4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李永晶副教授作為點評人🧜♂️，對於此次報告做了精彩評議🤡。另外，受疫情影響，這場講座采取線上方式進行🥥，因而不僅面向華東師大本校師生，同時亦對不同專業與興趣的社會公眾開放。在騰訊會議上🐑，約有五百人觀看了此次講座📶。
許紀霖教授在講座伊始就表示🛏，中國思想界存在一種“面向歐美🔦，背對東亞”的現象，也就是說，無論是在方法論上𓀚🪅，抑或是思想靈感上，中國的思想界更多是從歐美的研究成果中取法，而對於東亞的日本，及其思想大家丸山真男（1914—1996），則並未給予足夠的關註。鑒此，許教授近來最新的研究心得，則是突破中國思想界這種局限，嘗試著對丸山真男的思想作一番初步性質地考察🔶。當然，因為丸山真男思想自身的豐富性與深刻性，許教授此次報告的內容🤪👨🏽🌾，並不在於對丸山真男“面面俱到”地“述評”，而是選取其思想的幾個重要面相進行講解。
許教授指出🍉，丸山真男是一位“堅信正義價值的普遍知識分子”🧡。而在分析這一點之前😋，許教授先行將孕育丸山思想的時代👍🏿，即日本的大正時代（1912—1926）作了簡單的交代🌡👨🏻🦲。大正時代是“日本戰前最開放🚾、最有活力的黃金盛世”，此時期的社會環境🙇🏼♂️，無不充滿著一股自由的空氣。處在成長階段的丸山正深受此影響，而這也就為其之後的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礎🤌🏽𓀂。許教授在揭示日本大正時代之自由因素對丸山的正義價值的建立外👨👨👧👦，同時還註意到另一項因素🛤，即丸山自覺承繼了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傳統💤。在大學時期，丸山就通過閱讀康德（1724—1804）有關正義價值的相關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正義價值觀：盡管絕對的正義並不存在的，但是，追求正義的執著之心仍舊需要保持。正因如此，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作為軍隊服役人員的丸山真男🤾🏼，監聽美軍廣播時聽到播到“基本人權”這一詞時🎼，發自內心的“覺得就像邂逅初戀情人一樣激動無比”。由此也使丸山相信🍶，“雖然戰事尚未分出勝負🧑🏼🏫，但日本帝國在倫理上已經戰敗了”👩🏼🦱。
接著🏨，許教授圍繞丸山提出的“人的內在主體性”確立問題而繼續報告🏟。無論是面對“國家權力的暴虐”的直觀體驗🐆，抑或是“悔恨共同體”促成的戰敗反思🧤，更甚是在民主社會年代形成的“政治冷漠”，這些無一不關乎“人的內在的主體性”問題。許教授講道，所謂“內在的主體性”，其核心指涉的是日本國民的精神結構🧖🏿♂️。為解釋這一點，許教授重點提及丸山的“無責任的體系”概念。許教授認為，丸山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形成機製的探索上，有著敏銳而深刻地觀察，簡單講👃🏻，就是日本國民都喪失其自我的主體性，即“類似於阿侖特所說的‘平庸之惡’”，最終造成一種缺乏獨立思考的狂熱性政治軍事參與🏄🏽♀️。如果要擺脫這種精神
困境，“日本國民要有一場精神的自我戰鬥”，才能“實現自我的主體性”。
談到這裏🌀，許教授展開了丸山關於日本人獨特的精神結構的講述🤱🏽。許教授表示，丸山晚年對於日本思想的研究顯示，日本文化傳統中存在著一種強大同化的融合力😯，其稱之為“古層”或“執拗的低音”。所謂“古層”，按照許教授的解釋，它不是“本質主義”的，同樣“並非古希臘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一套實在概念，其無法用清晰的理性認識去把握”🧑🏿🦰，實際上毋寧說“更接近一種心理與感覺”，即“集體的無意識”。故而，在面對西方外來文化沖擊時🛌🏿，日本文化並未如同中、西文化接觸時呈現的巨大矛盾沖突，而是能在其強大的融合力之下，“相安無事”接納西方文化。日本思想中的“古層”，類似於美國中國史權威列文森（1920—1969）形容中國傳統時提出的“語法結構”👩🏿🎤👩🏻⚖️，二者共同指向的皆為一個民族精神的深層結構。當然🙅🏿♀️，“古層”思想文化結構，由於其自身的開放性，所以在汲取異民族文化時🤹🏻♀️，能夠自動進行“過濾”與“篩選”，進而較好的同異文化進行銜接與交融🐔🙇🏼♂️；但是，與此同時也須看到，其在文化因子中產生出“相對主義”與“機會主義”的特質。而這一點⏰，無疑對日本自由民主等普遍價值的建立，造成一定的沖擊🕎。
如果說🧑🏿🦰，上述三個問題涉及到丸山真男作為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以及作為政治思想家關於日本精神結構的思考，那麽許教授接下來對於丸山真男的介紹，則側重其在學術研究的“獨特的方法論”上🧗🏼♂️。就思想家的類型而言，伯林（1909—1997）曾將其區分為“刺猬型”與“狐狸型”兩種🧚♂️；與此類似🧑🏿🌾，丸山本人亦曾做過“體系建設型”與“問題發現型”兩種學者的劃分🚶🏻♂️➡️。刺猬型思想家註重構建理論體系，而狐狸型思想家則對理論體系構建並不感興趣👨🍳，而是傾心於捕捉問題。在《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一文中，丸山指出三種思想史的類型👌，第一種是教義史⬜️，第二種是觀念史，第三種則是“將時代精神或時代思潮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並對它的歷史進行敘述”。在許教授看來，丸山的思想史理路更接近第三種類型。也就是說🦹，丸山的思想史研究取向🧑🏼🔬🙅🏼♂️，“善於從時代錯綜復雜的現象之中，捕捉到問題的核心”🧛🏼，而此點正與美國哈佛大學思想史家史華慈（1916—1999）倡導的“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方法👮🏼，有著很大的相似性🧜🏿♀️。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問題為導向”的思想史研究中，伴隨著“問題”的探索🏟，丸山還能提煉出像“無責任的體系”之類的富有“解釋性”與“生產性”概念，這一點可謂難能可貴。
許教授在指出丸山“以問題為導向”的思想史進路後😺，繼續對其具體的研究方式→，進行了講解。丸山頗為欣賞福澤諭吉的“狀況性思考”，即立基於“價值判斷的相對性”，“關於事物的善惡、真偽、美醜、輕重等價值🍃，並不能就其本身而孤立地下判斷，必須在與其他事物相關聯🪐、相比較的情況下才能判定”。許教授認為，丸山的“狀況性思考”，實際上就是一種註重歷史語境（Context）的思考方式🔌，即針對任何問題的研究🕥，都不能“孤立地下判斷”，而是將其放置在特定的時空場域之中，進行比較性或整體性審視。於此🧜🏽♂️，許教授視丸山為“一個價值多元主義者”，即在問題評判的視野上帶著開放性與流動性👊🏼；而這一點👩🔬，顯然與歐洲的柏拉圖、黑格爾等絕對主義理念信奉者相異，丸山視之為“精神上的懶惰”，即“每次遇上價值判斷⛰，省去對具體狀況的具體分析”🌼🛰，總是“一勞永逸地以抽象的理念評判復雜的現實”。
為使大家對於丸山的“狀況性思考”的豐富性涵義有著更為深入的了解，許教授引用丸山《歷史意識的“古層”》中有關“永恒的現在”的表述，進行了補充性分析🧎🏻♂️。所謂“永恒的現在”這一概念，其意味著“永恒的理念總是存在於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並非“固化封閉”🧨，而是“處於無窮的變化流動之中，但又體現為清晰的譜系連續性”🐃。這一點類似於馮友蘭提出的“抽象繼承法”。許教授舉了一個關於“仁”的價值的轉化事例，來作說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仁”，並不因過渡到現代社會而喪失其意義，“仁”仍舊可以同“人權”相結合，以凸顯其“流動性”的價值。中國代表張彭春（1892—1957）在20世紀中葉參與起草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時🌊，就認為“人權”一詞⛹🏻♂️⛔️，不要僅視為西方的概念🪹，其同時不能忽視來自東方的“仁”的價值註入，二者之間照樣有著共通性與互補性📊。這種將“仁”的再語境化的創造理解🪡❤️，正可解釋丸山“永恒的現在”的題旨，即“永恒即是過去的延續👨🏽🦲，又是此刻的呈現”。由此來看，許教授在講述丸山“永恒的現在”這一概念時候，既十分強調其內涵的“流動性”意義🧑🏻🦱，但又絕非局限於此，其同時亦註意“流動性”背後的歷史演變的內在脈絡🍎。
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許教授最後還對丸山關註“人”的問題，進行了著重強調。許教授表示，“在丸山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終有‘人’”，“這個‘人’，不是受到物理學因素支配的‘機器人’🔧，也非深諳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收益的‘經濟理性人’➿，而是具有活生生情感、意誌的‘個性人’”🏌🏻🙅🏽。丸山對“個性人”推崇，既繼承了歐洲啟蒙時代以降的浪漫主義傳統，也離不開日本“古層”相對主義文化的培育🙆🏻♀️。許教授講道，如同錢谷融（1919—2017）先生所說的“文學是人學”，其實“史學亦是人學”。史學研究須如丸山思想指出的一樣，關註“人”，呈現出作為“鮮活的個體”的“人”，才是至關重要的🧭。至於如何研究“人”，丸山的價值多元主義使其相信換位思考的不可或缺，即如許教授對其思想概述的那樣，“感受他者”，並將這種感受內化為“自己內部的聲音”，最終進行“自己與自己對話”🔟。此種方法，正與陳寅恪（1890—1969）提出的“同情性的理解”相類似。
此次報告會，許教授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具有世界價值的普世思想家”丸山真男思想的幾個面相🧑🏿🎓，盡管如許教授自身所言🦔，這是其“心目中的丸山真男”，但無論如何，通過許教授的講述，讓我們了解到丸山思想中所呈現的“流動性”🧗🏻、“開放性”及“多元性”等特質，而這些特質，又將進一步構成我們學術追求、思想追求☦️🫸、乃至真理追求的新資源與新動力。
許教授報告完畢後，華師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的李永晶老師則從“基本人權”、“直觀的體驗”🎢、“內在的主體性”及“普遍性價值”等方面，對許教授關於丸山的講述，進行了內容上的補充。與此同時🤡，兩位老師還針對線上師生提出的問題，進行了細致解答。講座至此，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