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下午，在閔行校區人文沙龍舉辦了EON4平台第22次哲學沙龍“論對父母說真話的義務”。本次沙龍由EON4平台哲學系陳喬見副教授擔任主持💃🏿，主講人為哲學系方旭東教授。出席沙龍的有哲學系的顏青山教授👫💗、葛四友副教授⛑️、張立立博士👐🏼、張小勇博士🦝，以及哲學系部分研究生😍。
方旭東教授一開始介紹了沙龍主題的背景。依據康德的觀點，說真話的義務是一個完全義務🐦🔥，但在面對惡時，這個思想顯得無能為力📔，為此，當代學者提出“特殊原則”或“非理想理論”予以補救👮🏽♂️。接著，方旭東教授提出了兩個問題：（1）兒女對父母是否有說真話的義務。如果有，借用康德的術語🛴，這個義務是完全義務（perfect duty）還是不完全義務（imperfect duty）？（2）對於兒女服從父母的義務與兒女作為一個道德主體說真話的義務之間的沖突，儒家的看法究竟為何？其理據又是什麽？是否如儒家倫理學批評者認為的那樣：儒家倡導的孝道將兒女對父母服從的義務淩駕於其他義務之上✍🏽。圍繞上述問題，方旭東教授借助分析比較中西經典中兩個孝子案例——莎士比亞悲劇《李爾王》中的科迪莉亞和《孟子》中的舜——背後的不同理論依據，從兩部分展開了自己的論述：
第一部分🙃，方教授從西方經典之一的莎士比亞戲劇《李爾王》中小女兒科迪莉亞（Cordelia）形象分析入手🕯，認為這個人物完美地履行了對父母說真話的義務👨🏼🚀🤲🏼，科迪莉亞的選擇可以得到來自康德主義的辯護🖲。存在爭議之處是關於科迪莉亞是否履行了對父親尊敬的義務🐚。在這一有爭議的問題上💌，方教授認為如果把“尊敬”理解為“順從”或“不拂逆”，那麽，科迪莉亞明顯未盡禮數。但是🫸🏿，如果不把“孝”簡單地理解為“順從”乃至“言語上奉承、迎合”，而是從整個劇情，從實際行動來看，那麽，就不能不承認，在三個女兒當中，唯一稱得上孝順的，就只有科迪莉亞。
第二部分👨🏽⚖️，方教授考察了儒家對於說真話的義務和服從的義務的具體觀點🌚：
首先，方教授考察了孟子為“舜不告而娶”提供的辯護✝️，認為充分體現了一種結果論思路💝，他論證👡，舜的這種看似不合禮的做法完全是對不同結果加以權衡而做的正確選擇：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基於“兩害相較取其輕”的考慮，為了避免最嚴重的不孝，人可以接受“不告而娶”這樣情節相對較輕的不孝🍵。孟子采取的這個辯護策略並沒有推翻“不告而娶”作為不孝行為的性質🆒，它只是通過引入功利最大化原理，為舜的不孝行為塗上一層理性色彩。
其次🧑🏻🦲，方教授提出由於結果論並不預設任何立場🖐，因此，可以設想，從結果論出發，儒家並不必然反對對父母說真話，如果對父母說真話對總體效用有利，儒家會毫不猶豫地支持對父母說真話。接著❤️，方教授提出了充分的“事實”予以佐證：孔子對子女諫父母的論述🛳、荀子對孝子不從命的理解，都支持子女對父母說真話，鼓勵子女不要為服從的義務所束縛。方教授認為如果明白儒家實際上是以一種接近於結果論的思路處理孝道問題，我們就不應再接受那個沿襲已久卻似是而非的教條🎸：儒家孝道要求子女把服從父母的義務置於道德考量的首位👼。
最後，回到科迪莉亞案例，方教授指出晚近西方有學者援引《孝經》，判定科迪莉亞不合儒家孝道，其主要理由是：科迪莉亞對尊敬（服從）之道有缺。方教授指出這種看法實在是誤會了儒家孝道👩👧，也冤枉了科迪莉亞👶🏿。同時指出這不是說🍚👶🏼，儒家一定會贊成科迪莉亞的做法，而是說🤸：如果儒家反對科迪莉亞那樣做，其理由也只是，那樣做會造成總體效用上的較壞（worse），而不是因為子女對父母負有服從的完全義務。
在沙龍活動的最後🧔🏿♂️，方教授對前文兩個案例背後各自的理論依據——康德主義與結果論——的優劣得失加以反思，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科迪莉亞的選擇可以得到來自康德主義的辯護，而儒家采取了一種與結果論相近的立場來處理對父母說真話的義務。並指出這個比較讓我們很容易得到這樣的印象，即相比於儒家靈活而務實的做法🧧，康德主義對義務的嚴格顯得迂腐和不近人情💁🏼♂️。但是👨🏽🎤，方教授指出：當代康德學者所做的這種修正對於康德主義是有害的，它實際上是向結果論做了一個讓步，強調“非理想理論”的“特殊原則”，逾越了康德義務論的底線——義務是普遍的，即意味著不允許例外👩🚒。因而方教授認為對道義論的維護必然要求對結果論關緊大門📩，並指出近世一些儒家學者對孟子結果論式的辯護所做的澄清就是明證，如在評論孟子有關“舜不告而娶”的說辭時👱🏻♂️，宋儒提出了所謂“正權之辯”，以示舜的做法不具有可仿效性。
在討論環節👷🏻，參與沙龍者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顏青山教授指出方旭東教授把儒家劃入倫理學上的結果論這一論斷值得商榷。因為儒家強調道義論，但並不排除結果論，但並不能說明就是結果論🧑🦽➡️。葛四友副教授認為方教授將“bond”譯為“義務”這一文本翻譯，有待商榷。因為出於感情去愛父母實屬正常，但出於“義務”愛父母則顯得很奇怪🈶。並指出將“bond”理解為“父女之義”還是“義務”值得考查。針對方教授的“對道義論的維護必然要求對結果論關緊大門”這一立場👮🏿♀️，葛四友教授也指出對於這一立場的論證理由不夠充分。針對方教授將荀子 “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的“義”理解為“宜”，即總體效用上的更好或最大化的論斷，陳喬見副教授指出關於“義”字的解釋值得考查，並指出荀子的“從義”應被理解為“道義論”🚌🧑🎨。並對如何對一個戲劇性的文本來做一個哲學性的解讀提出了疑問。張立立博士則指出：從語言學角度來講🦍，科迪莉亞說的不是真話🛒，是不真不假的話👩🏿💻。因為所謂真話是指針對事實的判斷，而科迪莉亞所說的是基於感情的話。張小勇博士也對從結果論出發去評判儒家孝道提出了質疑，認為除了將其歸於道義論或結果論這條路之外，還有第三條路，即將其看做既是道義論，也是結果論；並提出是否一定要將二者對立起來這一問題。對於科迪莉亞說“真話”這一問題，張小勇博士指出既可以說科迪莉亞說的是“真話”，也可以說她說的是“假話”，因為科迪莉亞的話無關事實判斷，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