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下午，來自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陳純菁（Cheris Shun-ching Chan）副教授在法商北樓的社會發展學院與在座的師生分享了其最新研究成果，題為“一個不信任的市場🔀：中國醫療領域中的紅包”（A Market of Distrust: Unofficial Payments for Hospital Care in China）🤹🏼♀️。
在中國😯，“紅包”可以說是源遠流長，中國人幾千年來都向某些特定對象饋贈紅包，醫生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對象。在傳統社會，患者就常常向大夫贈送紅包或“禮金”以示感謝🙆。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這種現象幾近消失。然而，改革開放後，醫療領域中的紅包現象又卷土重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使得有關部門數次發動專門治理紅包的行動。為什麽八十年代以來患者要送紅包給醫生🕤？他們是如何贈送紅包的🐅？為什麽三十多年來紅包饋贈存在一個明顯的模式（pattern）變化👩👩👧？即在目前，紅包饋贈一般都須要通過“關系”和“中間人”的轉介，而以前雖也有此種模式，但同時亦有大量紅包饋贈是醫患雙方的直接“交易”。
陳純菁基於在北京、上海🐺、廣州、西安四個大城市的民族誌調查🥌，通過對大量醫務人員和患者的深度訪談、對醫院門診與病房的日常運行的觀察、以及數百份非隨機發放的問卷，搜集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她認為，當下醫療領域的紅包現象是製度（institution）與文化交互作用的結果。
自八十年代以來👨🏽🎓，公立醫院的自負盈虧改革使得醫院與醫生生發出了強烈的趨利傾向，隨著媒體的報道與渲染、以及越來越多的病人的親身感受，病人逐漸對公立醫院及其醫生喪失了信任。他們擔心醫生診療時不盡心盡力、不把病患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而試圖通過饋贈紅包這種傳統的“禮尚往來”的方式來進行補救。醫生接受紅包🏄🏼♂️，按照中國人的人情觀念，就意味著醫生欠了病人一個人情，因此醫生就有了“義務”回報病人🕒。
但為何在本世紀一零年代中期後，紅包饋贈越來越需要通過中間人來完成（而非患者直接送紅包給醫生）？這是因為，一方面，有關部門對紅包的監管與打擊越來越嚴厲；另一方面💂🏿♀️，醫患關系持續惡化🤸，醫療訴訟、醫鬧層出不窮，甚至還發生了病人送紅包給醫生、過後幾天就將秘密錄製的送紅包的錄音或影像交給有關部門進行舉報的事情🌲。這使得醫生也無法信任病人🧍🏻♂️。然而🕹，病人饋贈紅包以圖醫生回報的需求依然存在。因而出現了紅包饋贈模式的轉變：一個或數個中間人能夠起到“擔保”的作用，使得醫患之間的紅包交易能夠順利進行。
主講結束後，有十幾位聽者都提出了問題，陳純菁都一一做了回應與解答。她指出，饋贈紅包雖然是病人在面對不可信任的醫院與醫生時的一種自我補救努力🍳，但並未在整體上改善醫患關系與醫患信任⛺️，反而是加劇了醫患不信任🤸🏼。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需要政府對公立醫院增加投入，使得公立醫院變成真正的公立醫院👩🏻🦼➡️，由此祛除醫院與醫生的趨利傾向🙇🏽✡︎，重建醫患互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