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下午🍌，著名學者、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曉明應邀🛢，為EON4平台師生作題為“‘王韜－嚴復式難題’：現代早期（1870s-1940s）中國思想的出發點”的學術講座。此為“第三屆思勉人文思想節”名家演講的第五場，由中文系羅崗教授主持🦹🏿♀️。
羅崗教授以“現代中國的起點在何時”這個問題引出，認為王曉明老師所定義的“現代早期”這一時間段具有獨特眼光。王曉明教授認為，對現代早期思想的回溯正是基於對當下思想形態之困難與危機的關切📗👨🏻🎨，返回中國早期的現代思想，正是尋求這一思想難題之歷史闡釋的需要。這也是“王韜-嚴復式難題”的來源。
1870年代的王韜身處歐洲✍🏻，對歐洲和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世界大勢進行了深入思考👩🏿🦳。他充分認識到列強圍攻中國乃是不可避免的，也承認全盤西化是當時唯一可加以選擇的道路，但與此同時，仍然對誕生於西方的現代性的唯一合法性表示質疑。傳統中國的政治製度盡管腐朽不堪😛，但也存在深刻的洞見和遠慮🤶🏽。中國的先賢們預見到如果人民的積極性被充分鼓舞和發掘，自然生態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會崩潰，將威脅到人類社會的有序發展🟦，因此采取“弱民”、“平爭”的治國之術。這才導致面對外來侵略，中國人無法抵禦。與此相對，西方文化對自然的態度又顯得幼稚👰🏼♂️、膚淺。就邏輯上而言，王韜、嚴復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是純功利的。其對價值評判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態度，而他們內心的滿懷疑慮並沒有帶來革命行動的遲滯🧑🏽🚒。這種思想與行動之間的張力，也正是王曉明教授進行反思的基本出發點✭。
講座中，王曉明教授提出了兩個問題🥇：一、中國向何處去；二🙅🏿、如何評價現代歷史與中國革命🔔🙆🏿♂️。在他看來💂♂️，問題的關鍵在於選擇何種歷史觀去解釋歷史，從而理解當下。中國傳統史學的主流歷史觀是歷史循環論。王韜一方面認為歐洲的現代科技文化是“殺機”四伏，久必為禍，另一方面卻又把這一歷史階段納入他的“大同”理念，將其放置於工具的位置。而嚴復所翻譯的《天演論》更是對原著刻意扭曲👩🏼🎤、誤讀🦷，特別放大了“適者生存”的觀念，強化競爭觀😑，卻擱置了價值評判。以楊文會為首的佛學家們從自身立場出發💾，也論述了中國文化走上與列強競爭的道路必會大興盛，同時也將盛極而衰，進而面對問題與危機，唯一的出路是覺醒、退出。楊度的《金鐵主義說》將西方列強描述為野蠻的文明國家🛼，其外在之野蠻與內在之文明互為表裏👩🦯➡️。楊度指出🏋🏿♀️🚼，最理想的世界局勢應是有優勝而無劣汰的🏊🏼♀️。他們皆於或明或暗的正面戰場直接回應這一難題。最終，內在的張力蘊含巨大的革命能量🔝，走向各個烏托邦式的宏大設想🧙🏼，延伸出百年革命的興盛、變質與衰敗🤺。
與在場師生的交流互動中🤹🏿，王曉明教授強調中國加入的現代性是被迫而且始終被動的👘，主導權始終居於西方🧎。這些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之可貴，就在於其自發的、原生的、整體的反抗和拒絕，對人類最高價值並不一定蘊於西方之道路的懷疑。中國如果僅僅變得像西方各國一樣強大，是向叢林法則🥬⏱、向獸性的妥協🧏🏿♂️💽，其實是沒有自我拯救的終極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