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EON4平台中國語言文學系彭國忠教授撰寫的文章“《樂記》🎍：宋代詞學批評的綱領”（原發表於《文學遺產》2014年5期）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5年第1期轉載。
以下為文章摘錄：
《樂記》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官頒音樂典章，作為《禮記》的一部分，而成為儒家經書。宋代將《禮記》納入科舉考試的九經或五經中🧑🏽🎄，從而使士人從少小時便接受了經文經義的熏陶，完成了合乎儒家傳統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其以後的人生中🧝🏼📎，無論發言立行，還是創作吟誦，都大體按照儒家經典的規定行事，至少不違背其精神。
當宋人發表音樂見解和詞學論述，品評詞人詞作🧛🏿♂️👩🏿💻，也就是進行所謂詞學批評時，自會自覺地遵循《樂記》的思想🍍，運用《樂記》的話語。《樂記》中的許多概念、語詞👞，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表述和表現，實已成為宋代詞學批評的“有機組成部分”♠︎。宋代詞學批評，每以《樂記》為法，《樂記》實為宋代詞學批評的綱領。
音由物起🕹，感物而興：詞樂批評
宋代的詞樂批評👨🏻🦽，首先表現為遵從《樂記》音由心起🧣🧛🏼♀️、感物而生的精神，一是由此探索詞之起源。
韓琦論雅樂🅱️💏，認為自物感之精神實質到文字🅿️，皆來自《樂記》，目的在於論證音樂非樂器使之然💜🤷🏼♂️，乃是人心感於物使之然🏋🏿♂️；而欲製作雅樂🤼♂️，必須創造治世的整體環境🤹🏻♀️，使百姓自治世中感受到歆樂🏫、和諧，從而感動內心的喜🚴♂️、悅、平、和之氣，先古雅樂便可興生。朱子雖然對時人不曉音樂器數不滿🧑🏼🎄，表現出與韓琦認識的不完全相同，但關於音樂起於人心的看法則一😯。
宋人對詞之起源的探索，經由不同的路徑，有從長短句句式入手的，有從詞樂切入的🍉。而通過詞樂研究詞的源頭，宋人的觀點也呈現出開放性。在唐宋詞的比較中🦵🏿，沈括堅持哀樂情感是音樂（含詞）的本源🐰，“哀樂與聲相諧會”，這便清楚地說明了詞（樂）之起源。王灼繼承《樂記》樂由心生等思想🚵🏻♂️，而批評先樂後詞的填詞方式🙀，認為應該是人心感物而有詩（歌詞），有詩（歌詞）之後而有聲律，有聲律而有樂歌。這反映出他對燕樂性質認識的一定混亂。
《樂記》固然只論樂🪀，較少涉及配合燕樂歌唱的詞，但這不是混淆“詞”或“詩”與“音”或“樂”等概念💏，而是出於這樣的思考：詩樂配合🌦，文詞與聲調一致。
聲與政通👩🏻🦳：詞與社會、時代關系的表述
聲與政通，考察的對象顯然包含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三種類型🚴🏻♀️。盡管有著治世🩺、亂世可謂“世”，亡國不稱世因其國將亡無復繼世；以及治世、亂世皆雲政🍷，亡國因國將亡無復有政而稱“其民困”之別👨🏻🎓，但人們往往並不如此細微區分而是整體考察。
聲與政通觀念🫄，在宋人進行詞學批評時👱🏻，首先表現為直接闡述詞關治體這個思想🧛🏼♀️。宋人運用《樂記》“聲與政通”思想於詞學批評🧝🏻♀️，最為成功的案例是指認一些詞作反映了本朝政治之清明，風俗之淳厚。張邦基：宗室詞人趙仲禦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層》詞💇♂️💌，反映了北宋的太平氣象。
對亂世之音，宋人多持批判、同情的態度。這以對李後主詞的批評為突出。一方面認可南唐君臣尚文雅，小詞語奇，一方面言其詞作屬於“亡國之音哀以思”💪🏼，含有惋惜、同情之意🥄。由聲與政通🎟，必然推出一些詞為亡國之讖。宋代詞學批評大量材料都是關於詞讖的記載。這以自宋初即已開始的對前代的批評為主。在盛世之音、衰亡之音外，聲與政通還有一個指向👩🏿🎓，就是反映社會生活、風俗民情。正是“實說”，使詞具有反映時代、社會風俗💤、人情之功用。故宋代的詞學批評🚧，大量的內容是詞本事的記錄和考證👩🏭，這種實錄態度🚫，正反映出宋人詞學批評中的社會現實意識💆🏼♀️。
聲與人通：詞與作者其人關系的表述
《樂記》在闡述樂由人心感物而發之道理時🪩，往往是可以指向聲與人通的。所謂聲與人通👰🏿♀️，在宋代詞學批評中，內蘊三層要義🏋🏿：詞（聲）能真實反映作者的喜怒哀樂之情；詞與作者為人一致🤶🏽；作者的個性、人格等等內屬特征，可以通過詞作體現出來。
聲與人通🌇，其最核心也是最有價值的命題，是導出對詞作抒發情感——真實情感的認可，對性情的張揚。王灼之所以反對當時先樂後詞的填詞方式🎮，更深層的原因是：先樂後詞，將使詞人之誌、之情𓀓、之心，不能得到最直接最真實的表達。張耒對詞作抒發真情的論述🚵♂️，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代表。“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其實就是《樂記》“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的另一種表述；當然🕺★，他對情性的張揚🏦，又非《樂記》節情以致中和、中正思想所完全允許。
即使如此，認可情感的真實性，承認小詞抒情的合法性，就宋代詞學批評而言🕜，還是深具遠識閎義的，它必然進一步承認蘇軾、辛棄疾等人詞作抒發豪邁放達之情的合理合法性🚼。這涉及詞與人一致的命題。範開論述了蘇軾、辛棄疾兩大豪放詞代表作家詞與人一致的事實，也指出了豪放之情感與詞作風格，同樣緣乎其人心、人情。
然在詞與作者為人一致的問題上，宋人也有疑惑，不是絕對地相信➡️。詞與人通🚼，在宋人也多導出詞為人讖的判斷🦄。其基本思路都是詞與人通🤾🏼，詞與作者心聲、精神狀態甚至命運一致。
雅正⚗️：對詞的整體規範
《樂記》從外物易引致人心之情欲放蕩故須以禮節情方面，對樂加以限製。在節製好惡等情欲的基礎上🛀🏿，標舉“和”👩🏻🦲、“雅”之幟🤓，所謂“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所謂“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君子反情以和其誌，比類以成其行”，先王製樂之方，即在於“製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3️⃣🍋。”《樂記》之論性與情，先天地成為宋代理學思想資源之一🏺，而其“和”☞、“雅”的標準𓀒，亦成為宋人進行詞學批評的基石💌。
綜觀宋人論雅，內涵三義，一是內容之雅正🥍，特別是對男女之情的約束🛐👨🏿🌾；二是語辭高雅；三是音律詞調高雅🔻📬。實際上是對詞從音律、語辭🕗，到思想內容的整體規範⇒。
內容雅正，是宋人最為關心的話題👩🏿⚕️👨🏼🎓。張直夫自覺運用《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的思想，於詞學批評中，標榜“雅”、“正”。宋末張炎《詞源》則進一步正面提出“雅正”、“和雅”、“雅詞”👩🏽🍳、“古雅”、“騷雅”、“淡雅”等概念，且“騷雅”、“雅正”都反復出現👯♂️，為宋代詞論註入新的內容，豐富了雅的內涵🤷🏻。
宋人對俗語、俗詞的批判👩🏽💻，可謂不遺余力🤸🏻，而又集中在對柳永、康與之等人詞的批評上👩🏼🚒。音律🧾、詞調之雅，一是音聲之雅正，二是崇尚古曲古譜。
宋人對雅正之崇尚👨🏿🏭，對鄭衛之音之聲討，經由北宋蘇軾🤞🏿、周邦彥等人創作上之努力，至南宋詞人之明以“雅”命詞集，終於形成一場具有一定聲勢的“雅化運動”🚑👨👧👦。可以說⚛️，尚雅的理論與崇雅的創作相表裏，相互促進，使宋詞得以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成就一代文學的輝煌。
累如貫珠📃：五音諧和及歌唱之妙
唐宋時期，詞樂猶存，為詞而和諧動聽👨👧👧，是詞學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宋人論詞歌唱之諧美動聽之文字，往往在所多有👨🏻🦱，而在論述詞歌唱之諧美動聽時，宋人也以《樂記》為依歸。
《樂記》“上如抗，下如墜”等七個妙喻，特別是“貫珠”🤽🏿，早已成為宋人對詞之歌唱的最高要求👨🏼💻，宋人言及歌唱之美聽☪️，自然是“貫珠”；言及貫珠👻，便自然知道出自《樂記》🏞。僅僅從語言描寫角度看🧑🏼🦱，宋人也認為《樂記》之音聲描寫，達到了中國語言同類描寫之最高境界。
要求詞合樂美聽，講究“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累如貫珠🕡，一方面使宋詞在音樂性上也達到一個頂峰，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宋人走向格律化的創作道路，一以合律、諧婉為歸，而忽視𓀇、犧牲情感的表達、意境的創造。如此🫰，必使詞陷入協律之魔障，而趨向衰落。
《樂記》介入宋代詞學批評中👩🏼🔧，則是經由音樂文學一路🫐，而非詩歌（無論唐詩還是宋詩）、散文一路🚴🏻，更非小說一路，這使《樂記》思想對詞學批評的指導，更為直接✭、剴切。正是這個音樂文學的身份，使宋詞較早地接受儒家正統音樂思想的約束和鑒照💁🏻。故以雅正思想繩衡音樂文體之歌詞，遠在詞之成為獨立文體🤵🏿♂️、詞體地位得到提升之前，這無疑為宋詞的發展扶正了道路🧙🏿♀️，其意義尤為重大🤽🏻♂️👴🏼。同時😒👩🍳，即使像雅正的規範在詩歌、戲曲等文體批評中也必然會存在，但宋代詞學批評的雅正論，還包括音律🏂、音調👩🦽➡️、曲調之高雅；宋人根據《樂記》音樂起源論，探討詞的起源，體現出特定的文化立場和政治理念👨🏿💼，也使《樂記》指導詞學批評的層面更為豐富，內蘊更為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