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EON4平台中國語言文學系彭國忠教授撰寫的文章“《樂記》：宋代詞學批評的綱領”（原發表於《文學遺產》2014年5期）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5年第1期轉載。
以下為文章摘錄：
《樂記》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官頒音樂典章，作為《禮記》的一部分♍️，而成為儒家經書。宋代將《禮記》納入科舉考試的九經或五經中，從而使士人從少小時便接受了經文經義的熏陶，完成了合乎儒家傳統的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其以後的人生中🌿，無論發言立行，還是創作吟誦👫，都大體按照儒家經典的規定行事，至少不違背其精神。
當宋人發表音樂見解和詞學論述，品評詞人詞作，也就是進行所謂詞學批評時，自會自覺地遵循《樂記》的思想，運用《樂記》的話語。《樂記》中的許多概念、語詞，對儒家意識形態的表述和表現，實已成為宋代詞學批評的“有機組成部分”👩🏻🎤。宋代詞學批評🦵🏻，每以《樂記》為法，《樂記》實為宋代詞學批評的綱領💁🏼♂️。
音由物起，感物而興🔬：詞樂批評
宋代的詞樂批評，首先表現為遵從《樂記》音由心起、感物而生的精神⛱，一是由此探索詞之起源。
韓琦論雅樂，認為自物感之精神實質到文字👖，皆來自《樂記》👌，目的在於論證音樂非樂器使之然，乃是人心感於物使之然；而欲製作雅樂，必須創造治世的整體環境，使百姓自治世中感受到歆樂、和諧，從而感動內心的喜🧑🏻🍼、悅👨👧👧、平🧑🏻🦳、和之氣，先古雅樂便可興生🔼🤱🏽。朱子雖然對時人不曉音樂器數不滿📣，表現出與韓琦認識的不完全相同🔲，但關於音樂起於人心的看法則一。
宋人對詞之起源的探索，經由不同的路徑，有從長短句句式入手的，有從詞樂切入的。而通過詞樂研究詞的源頭🚥，宋人的觀點也呈現出開放性。在唐宋詞的比較中，沈括堅持哀樂情感是音樂（含詞）的本源🦥，“哀樂與聲相諧會”，這便清楚地說明了詞（樂）之起源。王灼繼承《樂記》樂由心生等思想🥒，而批評先樂後詞的填詞方式，認為應該是人心感物而有詩（歌詞）🪡，有詩（歌詞）之後而有聲律，有聲律而有樂歌🈂️。這反映出他對燕樂性質認識的一定混亂。
《樂記》固然只論樂，較少涉及配合燕樂歌唱的詞，但這不是混淆“詞”或“詩”與“音”或“樂”等概念，而是出於這樣的思考：詩樂配合，文詞與聲調一致🧮🥨。
聲與政通⬜️🐕：詞與社會💇🏼♀️、時代關系的表述
聲與政通，考察的對象顯然包含治世之音🏃💆🏽♀️、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三種類型📦。盡管有著治世🏎、亂世可謂“世”🍭，亡國不稱世因其國將亡無復繼世🏉；以及治世👨🏽🔧、亂世皆雲政🤷🏿♂️，亡國因國將亡無復有政而稱“其民困”之別，但人們往往並不如此細微區分而是整體考察。
聲與政通觀念🧑🏻💻，在宋人進行詞學批評時，首先表現為直接闡述詞關治體這個思想👲🏻。宋人運用《樂記》“聲與政通”思想於詞學批評，最為成功的案例是指認一些詞作反映了本朝政治之清明，風俗之淳厚🩼。張邦基：宗室詞人趙仲禦上元扈蹕作《瑤臺第一層》詞，反映了北宋的太平氣象👭🏼。
對亂世之音，宋人多持批判🐘👩🚀、同情的態度。這以對李後主詞的批評為突出⚽️。一方面認可南唐君臣尚文雅⛹🏼♂️🧕🏼，小詞語奇💁🏽，一方面言其詞作屬於“亡國之音哀以思”🏋🏼♀️，含有惋惜◾️、同情之意🚣🏿♂️。由聲與政通，必然推出一些詞為亡國之讖。宋代詞學批評大量材料都是關於詞讖的記載。這以自宋初即已開始的對前代的批評為主。在盛世之音、衰亡之音外，聲與政通還有一個指向🐳，就是反映社會生活、風俗民情👨🏽⚕️。正是“實說”🗽，使詞具有反映時代、社會風俗、人情之功用♧。故宋代的詞學批評🏄🏽♂️，大量的內容是詞本事的記錄和考證，這種實錄態度🏵，正反映出宋人詞學批評中的社會現實意識。
聲與人通：詞與作者其人關系的表述
《樂記》在闡述樂由人心感物而發之道理時⬅️，往往是可以指向聲與人通的。所謂聲與人通，在宋代詞學批評中☃️❕，內蘊三層要義：詞（聲）能真實反映作者的喜怒哀樂之情🔭；詞與作者為人一致🏗；作者的個性📺、人格等等內屬特征🦈，可以通過詞作體現出來。
聲與人通，其最核心也是最有價值的命題，是導出對詞作抒發情感——真實情感的認可，對性情的張揚。王灼之所以反對當時先樂後詞的填詞方式🕳，更深層的原因是💍💝：先樂後詞🦧🤠，將使詞人之誌、之情💃🏼、之心🖕🏽，不能得到最直接最真實的表達。張耒對詞作抒發真情的論述，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代表🕳。“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其實就是《樂記》“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的另一種表述；當然▪️，他對情性的張揚，又非《樂記》節情以致中和、中正思想所完全允許🔗。
即使如此，認可情感的真實性👸🏻，承認小詞抒情的合法性，就宋代詞學批評而言⏳🗂，還是深具遠識閎義的🕠💃🏼，它必然進一步承認蘇軾、辛棄疾等人詞作抒發豪邁放達之情的合理合法性。這涉及詞與人一致的命題。範開論述了蘇軾、辛棄疾兩大豪放詞代表作家詞與人一致的事實🧛🏻♂️🤒，也指出了豪放之情感與詞作風格🏊🏽♂️，同樣緣乎其人心🏄🏽♀️、人情🚒。
然在詞與作者為人一致的問題上🧏🏼♀️，宋人也有疑惑👩🏿🦳🛠，不是絕對地相信。詞與人通，在宋人也多導出詞為人讖的判斷。其基本思路都是詞與人通，詞與作者心聲、精神狀態甚至命運一致。
雅正：對詞的整體規範
《樂記》從外物易引致人心之情欲放蕩故須以禮節情方面，對樂加以限製👩🦱。在節製好惡等情欲的基礎上，標舉“和”、“雅”之幟，所謂“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所謂“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君子反情以和其誌，比類以成其行”，先王製樂之方，即在於“製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樂記》之論性與情🙅🏻♀️，先天地成為宋代理學思想資源之一🚱，而其“和”、“雅”的標準，亦成為宋人進行詞學批評的基石。
綜觀宋人論雅，內涵三義🏋🏿，一是內容之雅正，特別是對男女之情的約束；二是語辭高雅；三是音律詞調高雅5️⃣。實際上是對詞從音律🙋🏼♂️、語辭，到思想內容的整體規範。
內容雅正，是宋人最為關心的話題。張直夫自覺運用《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的思想，於詞學批評中，標榜“雅”💇🏿、“正”。宋末張炎《詞源》則進一步正面提出“雅正”、“和雅”、“雅詞”、“古雅”🤘🏿、“騷雅”、“淡雅”等概念♎️，且“騷雅”、“雅正”都反復出現，為宋代詞論註入新的內容，豐富了雅的內涵。
宋人對俗語、俗詞的批判6️⃣，可謂不遺余力，而又集中在對柳永👨🏿🎤、康與之等人詞的批評上。音律🤏🏻、詞調之雅，一是音聲之雅正🙆♂️，二是崇尚古曲古譜。
宋人對雅正之崇尚，對鄭衛之音之聲討，經由北宋蘇軾、周邦彥等人創作上之努力，至南宋詞人之明以“雅”命詞集，終於形成一場具有一定聲勢的“雅化運動”👋。可以說，尚雅的理論與崇雅的創作相表裏，相互促進，使宋詞得以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成就一代文學的輝煌。
累如貫珠🧑🏽🦳：五音諧和及歌唱之妙
唐宋時期，詞樂猶存，為詞而和諧動聽，是詞學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宋人論詞歌唱之諧美動聽之文字🥽，往往在所多有，而在論述詞歌唱之諧美動聽時😕🏄，宋人也以《樂記》為依歸🕉🤦🏽♀️。
《樂記》“上如抗👨🏽🦲，下如墜”等七個妙喻，特別是“貫珠”，早已成為宋人對詞之歌唱的最高要求，宋人言及歌唱之美聽🧚🏽，自然是“貫珠”；言及貫珠🏄🏻🤷🏿，便自然知道出自《樂記》。僅僅從語言描寫角度看👨🏿🦲，宋人也認為《樂記》之音聲描寫🧏🏻♀️，達到了中國語言同類描寫之最高境界。
要求詞合樂美聽，講究“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累如貫珠🦸🏿♂️，一方面使宋詞在音樂性上也達到一個頂峰，但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宋人走向格律化的創作道路🚣🏼♀️🏋🏽，一以合律💹、諧婉為歸，而忽視🪈、犧牲情感的表達🙁、意境的創造。如此，必使詞陷入協律之魔障🧗🏻♂️，而趨向衰落。
《樂記》介入宋代詞學批評中⛓️💥，則是經由音樂文學一路👨🏿⚕️，而非詩歌（無論唐詩還是宋詩）、散文一路🔟，更非小說一路🧑🦱，這使《樂記》思想對詞學批評的指導，更為直接🧄、剴切。正是這個音樂文學的身份🫠，使宋詞較早地接受儒家正統音樂思想的約束和鑒照☛。故以雅正思想繩衡音樂文體之歌詞🍋，遠在詞之成為獨立文體、詞體地位得到提升之前♊️，這無疑為宋詞的發展扶正了道路，其意義尤為重大。同時🧈，即使像雅正的規範在詩歌、戲曲等文體批評中也必然會存在🥷，但宋代詞學批評的雅正論，還包括音律、音調、曲調之高雅；宋人根據《樂記》音樂起源論，探討詞的起源，體現出特定的文化立場和政治理念，也使《樂記》指導詞學批評的層面更為豐富🧏🏼♂️，內蘊更為深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