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教育部青年項目“新時期文學之發生”第二次沙龍於上海邯鄲路光華樓召開，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程光煒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楊慶祥副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金理、復旦大學中文系黃相宜博士等學者與會，對《新時期文學之發生》已經取得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及未來研究進程展開論證。
課題負責人黃平向各位師友介紹了目前取得的成果以及一些研究構想。黃平借助雷蒙•威廉斯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對“主導/新興/殘余”文化框架的討論🫠🚵，論證這三重維度上把握新時期文學的結構性力量的博弈👜。換言之👨🏻💻❇️，不是把新時期文學視為一套成熟的文學方案的展開，而是忠實於歷史轉型期的文化邏輯，討論多重文化力量的沖突。黃平認為，主導性的文化是“現代化想象”，新興的文化是“現代性想象”🚻🆘，殘余的文化是“左翼想象”⇾。
程光煒就黃平的發言指出，討論當代文學，有三個繞不過去的關鍵點，1979☸️、1985與1993🧨。黃平選擇沉潛下來，紮紮實實地從80年代文學起源性開始研究🏞，展現了成熟的學術氣象👨🏽🚀，十分值得肯定。這種多重維度的分析框架🚣🏽♂️，超越了“改革/保守”的二元對立，角度新穎，視野開闊♐️。不過，就歷史的實際情況而言，當時的文化主張與派系的實際利益緊密相連，不能僅僅依靠紙面上的材料，也要重視紙面背後的東西🔴。
楊慶祥表示黃平作為優秀的青年批評家已經展現出令人矚目的才華，但怎麽在史料研究中發揮文學批評的長處，還需要進一步思考。比如🍋，討論新時期文學的三重維度，文學作品的比重有多大？如果囿於文學作品來談✹，有可能陷於過度闡釋☂️；如果完全繞開文學作品來談，有可能流於不成熟的歷史學研究🪰🙆。這個分寸感是需要仔細思考的🤸♂️。
金理認為這涉及到文學研究的一個老問題🚵🏻♀️，“論從史出”還是“史從論出”。90年代以來的學術研究傾向於“論從史出”🤵🏻♀️，強調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對於80年代的粗疏學風👈🏼，無疑是很好的糾正🧛🏻♀️。不過，沒有客觀的材料，對於材料的取舍，本身就受到問題框架的潛在製約。如果過於擔心預設觀點，文學研究將流於瑣碎的材料堆砌。這是文學史研究要格外註意的。
黃相宜談到了材料問題，新時期文學是一個不斷刪削、重構的過程，有公開的材料，有地下的材料👽，有可以獲得的材料，有尚未解密的材料💆♂️🈂️。在可能的情況下，獲取第一手資料尤其重要🪗。同時，很多作品有多個版本🪡🧑🏿，要註意比較版本的細微差異。
課題負責人黃平感謝與會嘉賓的寶貴意見，並表示自己進一步的研究要吸取各位師友的建議，把握好文學與歷史的平衡、審美與思想的平衡👩✈️、文本與語境的平衡，盡可能更為豐富細致地還原新時期文學的歷史現場🈹，呈現新時期文學起源的復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