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北京師範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院長張榮強教授應邀在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題為“中國古代書寫載體的演變與基層統治中心的上移”的講座，由歷史系牟發松教授主持。
張榮強教授的報告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簡·紙演變與“簡”“牘”之別👳🏻♀️；戰國時期的戶版🤽；漢代鄉戶籍是否為“戶版”🩴；紙本戶籍中的籍貫書氏👨🦱；中國古代基層統治中心的上移𓀖。
首先，張教授介紹了“簡”與“紙”淵源流變及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運用🐪，指出“紙”逐漸取代“簡”的內在優勢在於輕便👷🏿♂️、體積小。就“簡”👨🏿🎤、“牘”之別，張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旁征博引🦽，指出二者分別由竹、木製成，材質和纖維結構不同，寬度和厚度也有較大差別。竹簡一般窄而薄，編聯成冊，木牘較竹簡寬且厚🥠，一牘一事🖼，木牘作為文件通常不編聯。創造性地指出在文書製度👨🏽💻、官僚製度不成熟的情況下🌕，牘使用的場合可能較後世更廣泛。
在解釋了文書載體的基本形式之後，張教授開始梳理中國古代戶籍製度書寫載體👮🏿♀️。張教授將傳世文獻中對戰國戶籍載體的形式——“版”進行了梳理🦹🏿♂️，認為“版”不連編，大多指木牘👨🎤；又以出土木牘為例🧖♀️，分析了木牘戶籍書寫模式🏊🏻，重新解讀了戶籍記載對象🖋。
在解釋戰國“版”之所指時，張教授所引史料之漢人註雲“今時（鄉）戶籍”🤾。所以接下來👩🏻🦰，張教授就漢代鄉戶籍是否為戶版的問題展開了論述🧌。張教授認為漢代稱鄉戶籍為戶版，沿用的不過是戰國以來的舊稱🐎，其書寫載體多為連編之冊🤾♀️，即簡牘。同時也指出漢代的戶籍正本在鄉，副本呈縣，當時人只把鄉戶籍稱作戶版👨🦯➡️，而將縣戶籍排除在外，意味著縣戶籍是沒有“戶版”這段歷史🧕，也即戰國至漢時期保存戶版的最高機構是鄉，縣裏不掌握戶籍🙀，籍貫只註明裏。
介紹完戶籍製度的木牘👩🔬🏄♂️、簡牘載體之後🪄，張教授又介紹了戶籍紙本載體及其籍貫書寫模式。張教授指出紙本作為戶籍載體要等到兩晉之際，紙本因書寫空間大🗾、整體性強等優點♗，遂漸取簡牘而代之。隨著書寫載體的變革🥉，東晉南朝的造籍製度發生變化🤵🏽♂️。原來那種籍貫只註明裏的做法顯然已不合要求🏊🏿🥙。為了準確判定民戶的身分🚠，所以戶主的籍貫必須寫明其所在的州、郡🛵、縣乃至鄉、裏👫🏻。進而指出秦漢以及沿承而來的孫吳戶籍中，戶主籍貫僅標明裏名的做法，是由當時的書寫載體以及相應的造籍製度決定的。
最後🍶，在上述戶籍製度載體演變的論證基礎上⚽️，張教授提出了中國古代基層統治重心上移的核心觀點。張教授通過鄉吏秩次與吏員數量、鄉吏職能變化的對比分析，揭示了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鄉”職能的弱化、機構的萎縮乃至撤銷♑️。張教授認為隨著書寫載體的演變，中國古代戶籍的編造🫖、保存與監督方式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要言之🫴🏿🧑🏼🚀，從秦漢到隋唐戶籍正本的掌管經歷了由鄉到縣的轉變，鄉的職能被收歸到縣。這一轉變是統治者因應技術進步⚙️，逐步加強對地方的控製🌄、對民眾監督的結果👥；但同時也為宋代之後出現所謂“皇權不下縣”埋下了伏筆。
報告結束後，牟發松教授對整場報告作了扼要的梳理，認為張榮強教授報告分為三個層面，即書寫載體的變化🖍、戶籍製度的演變、以及統治中心的上移💆♂️。其中的許多觀點如竹簡時代戶籍書寫模式到裏為止而紙本時代則細至州縣鄉裏意味著中央對地方控製力的加強、戶籍製作由鄉轉向縣意味著權力集中於縣等皆是發前人所未發，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同時牟發松教授特別提出了應當註意戶籍書寫載體與統治權上移關系中的互動性以及戶籍製作權的權力代表性等問題。在座的研究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與張榮強教授進行了探討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