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下午，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潘光哲做客思勉人文講座，為大家做了一場題為“新文化史與近代中國政治”的精彩講座。講座由歷史系副教授瞿駿老師主持。
潘老師研究晚清政治史👨🏿💻、文化史有年，專著與論文皆不乏引領風氣之作，新著《晚清士人與西學閱讀史》堪稱近代中國閱讀史領域一部重量級作品🦢，學界反響甚大，不久將推出簡體字版。
講座伊始🎒，潘老師以自身讀呂思勉先生的著作的印象開場，言及當初讀《白話本國史》時對其中的一個表述“嶽飛是個軍閥”記憶猶新🧑🏽🦰，提示大家前輩史學家的著作，在今天讀起來，仍具有相當的思想啟發性。
隨後，潘老師切入正題♐️，談到“新文化史”這一研究取向，在兩岸學界被提倡有年，許多術語“文化轉向”🧕🏼🎼、“語言學轉向”、“表征”亦常見於各類著述之中，逐漸為大家所熟視無睹2️⃣，然而其中的具體含義則不免讓初學者感到困惑和無所適從。潘老師指出：“新文化史”還是歷史🩹，大致以四個部分分別闡述。
首先，潘老師以書籍史、閱讀史為例🎐，中國近世史與歐洲不同的一點在於，檔案常常是殘缺不全或者難於獲得，故類似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等依托機構檔案的研究，在中國不太可能出現，但另一方面🚴🏽♀️，近年來近代中國的新出文獻層出不窮，大量晚清民國人物的日記即具體展現他們寬廣的“讀書世界”，只要認真整理，便有所得。而一般報刊在晚清士人的“讀書世界”裏占有的分量🪣，也有待於史學工作者的細細琢磨，若註意到其中的書籍廣告，雖然未必可以書寫出近代中國的“閱讀史”的全貌💆🏿，但亦足窺其一斑。
隨後，潘老師以梁啟超研究為中心🧑🏻🎄，談到如何放寬“歷史的視野”，指出新近研究中梁啟超的觀念形成史，已經成為梁啟超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如瑞士裔德國籍學者伯倫知理（Jonhann K. Bluntschli）的著作在全球範圍的傳播特別是在東亞地區的“接受史”及其如何影響到梁啟超的觀念，便可衍生出無數有意思的課題🧑🏭，從比較寬廣的思想脈絡來考察，對20世紀初期的中國思想界的樣態，當有更深入的認知🤹🏼♀️。
接著🥉，潘老師轉到自己有過專著的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形象在近代中國的形成與傳衍這個課題🐽。指出“華盛頓神話”對近代中國追求理想政治體製，開展“民主想象”，影響深遠。當華盛頓以美國“國父”的身份為華人知曉🍺，“國父”這個詞匯與概念，逐漸開始為大眾所熟悉，進而將這樣的榮銜🛴🏃♀️➡️，冠諸孫中山之身，並且經歷長久的傳承🪿，被轉化為政治動員、意識形態塑造的工具。
嗣後🎓☣️，潘老師又談到歷史記憶的話題，指出歷史書寫所體現的集體記憶與政治文化之形塑，也開始被學界重視🏄🏿♂️。這裏所謂的集體記憶🫃🏿🚐，並不是單數的🏊🏼、唯一的記憶，而是平行龔立且相互競爭的，復數的記憶，而其意義則在於為政治共同體提供正當性的根源👦🏻。這一領域歐美學界的了不少專著，如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的《記憶之場》✸、阿斯曼的《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等，皆有中譯本面世🧑🏿💼，免去學子們苦讀外文的術語的麻煩。
在總結階段，潘老師將話題轉向歷史研究中的理論與材料問題。鼓勵大家“講宋學”🚵🏿♀️🚊：實行拿來主義的手法📷3️⃣，多關註西方人文社科的新方法和新理論，對這些理論成果見其所長，取為己用🚀。同時👨✈️，也要“行漢學”：多在材料上下苦功夫，並且特別提到近年來的許多數據庫的開發，使得學者在搜尋以往不易見到的零碎材料和藏在各處的“孤本秘籍”便捷了不少，在此基礎上更應該認真閱讀材料，並從中提出新問題。特別提到數據庫的電子資源並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作坊”式的作業🍉，以自己初入中研院便參與整理被雜亂編排的傅斯年檔案的經驗為例，指出這段“痛苦不堪”的經歷⛰，對於此後的研究工作實際上大有裨益。
瞿駿老師做了總結❤️，指出潘老師的講座難得之處，不僅在於提供了許多學界咨詢，推薦了許多研究著作，更在於為初入門碩、博士研究生指點門徑👨🏿⚖️，是把金針度與人的工作🍺，希望同學們回去之後能夠好好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