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素先生應歷史系之邀，進行了一場精彩的學術報告📁。報告主題為“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出土文獻整理規範漫談”，由歷史系牟發松教授主持。
報告開始之前，牟發松教授介紹了王素先生的學術研究歷程、家學淵源🤦🏻♂️，回憶了與王素先生在武漢大學求學期間的往事。
王素先生指出漢唐歷史自清以來就成為史家研究的重點，民國迄今，享有盛名的史學大家大多也都是研究漢唐歷史或部分研究漢唐歷史的。王先生認為漢唐歷史之所以受到重視，與出土文獻主要集中在這一時段有很大關系🪯。20世紀初的文獻四大發現（殷墟甲骨、西北漢簡、敦煌文書、大內檔案）中敦煌文書和西北漢簡即屬於這一時段。如果加上饒宗頤先生說的第五大新發現——碑誌，則有三種出土文獻集中於漢唐時期🧑🏿💻。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的預流、未入流和新材料、新問題、新潮流等重要理論和方法，也主要是將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相結合而言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純粹做漢唐史或出土文獻的研究越來越少，二者之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王先生指出正是由於出土文獻在史學研究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運用，出土文獻的整理便成為首要任務。按照什麽樣的標準進行出土文獻整理，才能更好地讓出土文獻為歷史研究服務，成為每一個文獻整理者需要面對的問題✳️🧚🏻♀️。有鑒於此，國家相關部門近年將出土文獻的五大門類都歸於古籍範疇。
在出土文獻整理的過程中，規範是核心。21世紀以來，國內雖然已經出版了多種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專著，但是傳世古籍整理規範並不適用於出土古籍，出土古籍的整理明顯缺乏規範🤟🏽。王先生分別以甲骨文、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碑誌為例，指出了當下出土文獻整理比較普遍的弊病，特別是碑誌領域的整理似有學術倒退現象🧦。經過實例展示與講解🎾，王素先生指出出土文獻的整理規範，主要應考慮三點🪈：（一）是否對保存原貌有利；（二）是否對展示內容有利；（三）是否對讀者理解有利。接下來🌜，王素先生便以金文和簡牘為例🗺，對上述三條原則進行印證🩹，形象地體現了其重要性👩🏻💼。借此表明以上述原則為標桿的出土古籍整理規範也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可🔏。
最後，王素先生對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的研究的前景作了一個概括🥄。王先生認為，從事漢唐史研究📶，“十九史”才是根本，出土文獻只是輔助，二者屬於皮和毛的關系🌼。只有以傳世文獻為基礎👨🏽💂🏼♂️，輔以出土文獻，才能在漢唐歷史研究的廣闊天地上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