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由教育學部杜成憲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三五”規劃2016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中國課程史研究”（課題批準號BOA160027)，在中北校區理科大樓A204舉行了中期學術沙龍🕞。兩位專家王倫信教授、蔣純焦副教授和教育學部內外的碩士、博士研究生20多人參加了學術沙龍☯️。
項目主持人首先匯報了項目的開展情況。到目前為止，已經完成“課程”方面的文稿約10萬字，基本上梳理了從中國古代到近現代課程發展的主要線索；完成“教材”方面的文稿約8萬字，也大致梳理了從中國古代到近現代教材發展的基本線索。“教學”方面的文稿正在準備之中👨🏻💼。
為了讓參加沙龍的專家和研究生對目前研究工作的進展有比較具體的了解，項目組向沙龍提供了階段性成果的一篇專題論文🧑🏽🏫，以此為例，介紹項目研究的實際進展情況。這篇論文的題目為《為‘六經’配‘四書’——宋代新經學課程的建構》。論文論述了作為新經學課程“四書”的形成背景🌔、過程及“四書”課程的階梯特征，即“四書”作為“六經”課程的階梯、“四書”課程內部的階梯和作為“四書”課程的階梯課程《近思錄》💁🏻3️⃣，並闡述了新經學課程的樣板課程方案——元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論文提出，經學課程在宋代有一個重要發展🏊🏽♀️，即理學家創造出“四書”課程👧🏽，希望能夠為學習“六經”準備先修課程，然而🙋👈🏿，由於理學家對“四書”課程的格外推崇🔫，使之逐漸從配“六經”變為“六經”配。
項目主持人認為，關於“四書”與“六經”在課程上的關系💥，論文是作了梳理的🐜，講清楚了理學家構建新經學課程的完整體系和階梯性，這是研究的收獲。但論文寫作中也可以看出研究還是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主要是作為本研究的工具的課程理論掌握得還不夠到位，因此對歷史上的課程史實和問題概括💵、把握、分析、闡述存在不夠深入🧔🏽✨、準確的情況，有待在未來研究中的進一步改進。
項目主持人報告後🦸🏿♀️，與會的專家與研究生作了發言🚵🏻。有的就論文提出了一些問題，有的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專家認為，在經學教育歷史上，由於經書數量龐大🕵🏼♀️，通經很難，從漢代起🎈，一直在尋找通經的辦法🪖，宋代創造出“四書”課程，算是找到了一種解決通經問題的嘗試方案，論文對此過程作了闡述，就此而言，項目研究是取得收獲的🚿。也有專家認為🧑🏻🦼，“四書”是被“賦予”意義的🤺，本來沒有這種課程結構。由此聯想到在中國教育史上類似被“賦予”的情況還有一些🕹，如《學記》也存在古今異見情況，後來其意義也是被“賦予”的🤦🏼♀️，這種現象值得探究🏐。有研究生提出🥐，中國傳統的課程與西方課程是不同的🧑🏿💻，中國的課程是學“事情”的☁️，而西方不同👮🏽♂️。也有研究生提出，說宋代新經學課程，其“新”何在🍞？是增加了課程的數量嗎🟤？還是什麽？
經過討論，大家認為🖇🪮，新不是表現為課程數量的增加，而是表現在結構的變化🙁👩❤️💋👩、地位的變化、重視程度的變化。《大學》《中庸》本來就在“五經”裏的🎹😓，是篇目，後來單獨成立為經了；《論語》《孟子》原來已經是經了👩🏽✈️，盡管地位尚不及“五經”；一旦“四書”單獨成套，並與“五經”並立，情況就改變了。另外，新經學課程之新💇🏽♂️，還體現為解釋新了，是理學的解釋了，重義理，而非重章句訓詁。
與會專家還對項目主持人堅持研究中國傳統教育的問題🗒，堅持研究專業領域內的具體教育問題，堅持將教育史研究與教育學理論的結合，表示肯定。一些研究生還提出希望能夠有更多類似的學術活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