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劉擁華副教授主持的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建構主義與知識社會學理論的新進展研究”（項目批準號17BSH014）在閔行法商樓510舉行了開題沙龍，出席沙龍的主要有社會學系的博士生和碩士生🧊。
項目主持人劉擁華對項目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說明。知識社會學以及相應的知識的社會化是一個經典的社會學問題🙇🧚🏼，自從塗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這一問題以來，後續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不斷地改造，最終形成了淵源於塗爾幹知識理論的幾大理論流派。這些理論流派分別是舒茨、加芬克爾所代表的理論對知識社會化所進行的現象學改造、布迪厄從“誤識”和“象征權力”等角度進行的政治化改造以及吉登斯、泰勒等人進行的倫理改造。在對布迪厄改造的認真審視的基礎上，我們認為🕺🏿🀄️，激進政治化的改造無視行動者所生存的生活世界的歷史🌾，有將研究者的視角優勢化的問題，在此意義上🙅🏼♂️，需要回到塗爾幹的原意上🥙，堅守對知識社會化的倫理和現象學的改造🏡。
作為知識的社會化淵源的是塗爾幹的分析𓀖，尤其見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對知識與社會安排之間關系的創造性分析🎷。塗爾幹認為，人類製度不能建立在謬誤和謊言的基礎之上🍜，否則社會學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對於原始宗教亦是如此👩🚀，原始宗教與實在相關，並且表達了實在。這就是說，任何宗教都是對既存的人類生存條件做出的反應🦷，盡管形式可能會有所不同🏄🏿♂️。人們必須透過符號，找到它所表現的並賦予其意義的那個實在。否則，我們所看到的那些原始宗教信仰和儀軌，就會顯得一團糟，誤認為是根深蒂固的謬誤🧝🏿♂️，無法理解🏋🏼♀️。也因此，信仰者之所以信仰某種神話🧜🏿♀️👋🏻、宗教、儀式🤞🏻，其真正的理由是什麽，這應該是科學應擔的職責。
項目主持人特別強調了現象學對知識社會學的貢獻。現象學或者常人方法學所具有的經典性意義就在於，它們關註和重視一個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社會共同體”，在這裏，信任和團結能夠經由行動者的“能動性參與”而達成。這些思想家們對微觀互動的研究恰當地顯示了一個文化和價值場域（我們也可以用市民社會的概念來概括這個場域）的自主性存在，以及這種“市民社會”之於社會秩序的積極意義⬜️🏃🏻➡️，它“暗示了一種非正式的社會秩序👸🌭，也就是一種並非由大規模的🚔、強製性的結構所控製🤶🏽，而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溝通與互惠建構起來的社會秩序。”而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本身又正契合著現象學家們對“社會共同體”的思考🧑🎨。正如亞歷山大所言的那樣，不過，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對中間層的這類思考似乎成為了特別緊迫的需要。
在主持人的介紹之後✖️，參與者對知識社會學及其流派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提出了較有價值的問題，項目主持人對問題進行了一一回答。在最後👩🏻🦳🤌🏻，沙龍還重點討論了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對“共有知識”，尤其是實踐意識的分析，認為吉登斯的此類分析對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知識社會學的現象學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